李昕艾：亲历“2.19”——多行不义必自毙

围观的确是一种力量，独裁政权不是最怕用爱凝结在一起守望相助的人们吗？我相信中共无论使用何种恐怖手段终有寿终正寝的一天，酷刑保不住独裁政权，多行不义必自毙。

一

2011年2月19日上午，三名不速之客突然登门造访，他们是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区分局的陈世杰、王东、陈智（音）。

自从2009年4月我们搬到昌平区辖内居住以来，常与我们打交道的是昌平分局的赵树全、陈万军两个中年国保。此二人每次来谈话，态度尚可，期间古川与他们无冲突发生。

陈世杰、王东、陈智（音）相对年轻一些，七十年代生人，四十岁以下的样子。陈世杰是昌平分局国保的一个小领导，古川很不喜欢他谈话的方式，拐弯抹角旁敲侧击，古川希望他不要浪费时间，直接说出今天来我家的目的。其实我们也猜到他们是为“茉莉花革命”而来了，非洲突尼斯民众推翻暴政的革命使他们坐不住了。

古川说话的语气很不客气，实在懒得在他们身上耗费大把时间，我想这一定令陈世杰怀恨在心。他们最后叮嘱并威胁“不要在推特上推各大城市组织进行‘茉莉花散步’的推文了，也不要发与茉莉花有关的言论了。否则后果让你们承担不起。”

一次不愉快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原以为与平常无异，谁知他们早就酝酿好了借茉莉花之机的全国大抓捕行动。

中午12点多，陈世杰来电谎称：“我的钥匙丢在你家了，找找看。”我毫无防备地接了电话并信以为真，看了一眼地面告知他：“没发现你的钥匙，你肯定是丢在别的地方了。”他继续询问：“古川呢？”我答：“在呢。”古川本来计划午饭后出门买墨盒，由于担心扔下两个孩子给我一个人带比较费劲，就先帮着哄小儿子恩恩入睡。

将近下午4点，小儿子恩恩睡着后，古川准备穿外套出门；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使他停住了。我走到门口透过猫眼看见陈世杰、陈智（音）正站在门口，我先没开门而是转回头对古川说：“他们又来了，不是告诉他钥匙没丢这嘛，还来干什么！”古川闻听毫无戒心地走过来打开了房门，而闯进屋的却不止门口二人，以十倍的人数递增，原来他们早就埋伏在猫眼顾不到之处了。

陈世杰先奔向我们正开着机的笔记本电脑，我见来者不善赶忙去护住电脑，他开始抢夺我紧紧抱住的电脑，同时过来穿制服的一男一女一左一右反扭我的双臂，我大叫：“放手！你们弄疼我了。”事后，我了解到此二人为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的民警，警号050455之女名叫王亚辉，警号056376之男未查到名姓。我就这样被这对强盗般粗暴的男女抓着双臂控制住坐在了凳子上，而古川已被四五个人抓胳膊揪腿地抬走，古川被绑架走的时候还未来得及穿外套和鞋子。

此刻，大儿子洛洛已被他们得强盗行径吓哭，我要求他们放开我去哄孩子，他们不肯并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来哄。”我愤怒地瞪着这些助纣为虐的狗腿子大骂畜牲，并扫视他们每个人的丑恶嘴脸。

一个便衣男拿着摄像机对我拍摄，两个便衣男翻动书架上的书籍，一个便衣女和一个便衣男哄孩子，还有几个人在房间里死人般守着。十来个国保架走古川，留下十来个对付我一个弱女子两个孩子的母亲。

骂了一阵，我才稍稍控制我激动暴怒的情绪，发现我哺乳衫的扣子在反抗中已扯开，我要求去卧室换件衣服，他们这才松开手，女警王亚辉贴身跟着我去换衣服。我发现胳膊被扭捏的青一块红一块的。我的仇恨在心中燃烧，他们总有为自己的罪恶行径付出沉重代价的一天。

陈世杰叫嚣：“上午过来让你们不要发推特了，你们不听还照样发，这就是不听话的后果。”我要求他出示相关法律手续，他把搜查证一晃而过。其实他们早已搜查结束却赖着不走，他们就是想拖时间阻止我与外界联系。

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已是被抄的第三台笔记本电脑了）、一台台式电脑主机（朋友的）、两部诺基亚手机、《中国改革的末路》和《改革之死》（古川参与写作）多套书籍被抄走。我拒绝在查抄清单上签字，并要求立即归还我的手机。

晚饭的时间被耽误了，三个多月大的小儿子恩恩没人喂水也没有正常吃奶，一岁九个月大的大儿子洛洛也没有饭吃。我要求出门买点吃的回来，陈世杰阻拦我出门。随后，他打电话叫外卖送来一份田园风光披萨饼、一份意大利面和一份菌汤。

直到晚上10点多，陈世杰才带人离开，我和儿子才开始进食这迟来的晚饭。国保虽撤离了，门口却仍驻守着三个协警。

半夜，我总算把两个孩子哄睡。躺在床上的我辗转反侧，没有电脑没有手机，门口还有人二十四小时把守，我如何与外界取得联系呢？带着愤怒与忧虑终于入睡，后半夜却因肚子难受起来如厕，我拉肚子了，吃了点蒙脱石散后继续睡下。

我无意中碰到恩恩的小手，发现有点烫，而且今晚比平日吃奶次数少，我有点担心。小孩子是很敏感的，他的心情会受到我情绪的影响吧？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熬到天朦朦亮，我起身再也睡不着了，开始用红色记号笔在A4纸上书写求助信息，请求路过的好心人帮助无法外出的我打电话给朋友，然后从窗口扔到楼下，可是竟无人理会这些求助纸条，我很失望。

二

2月20日，天大亮后，两个孩子睡醒。洛洛不肯吃早饭，哭着闹着要出去玩，无奈我只好带着两个孩子硬冲。三个协警拦阻着并用请求的口吻说：“您不要为难我们！”

这时昌平分局的董姓女国保来了，我便对她说：“孩子要出去玩。我也需要找教会的姐妹来帮忙，一个人实在照顾不了两个孩子。”她不允许我出门，但同意由她打电话给教会的人，并叮嘱在一旁的我不许说话不能透露我们家现在的情况，我佯装答应。

由于手机被没收，所有人的电话号码我无从记起，还好在一张名片上找到了朋友孙皓的电话，便让女国保打给他。电话一接通，我便告知对方：“古川昨天被昌平分局国保带走，我现在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被严密看守无法与外界联系，请帮忙把这消息公布出去。”女国保急忙挂掉电话，并严厉斥责：“不让你乱说你还说。”我没理她。

回到屋里，恩恩撒尿，我发现尿的最后一滴是红色的，我神经高度紧张，非常害怕。早晨他拉稀了，现在又尿血了，我的孩子怎么了？我带着哭腔冲女国保吼：“赶紧让我带孩子去医院，都尿血了！”女国保在尿布上察看一番才打电话请示领导，随后昌平分局的王东带着东小口派出所的警察开车送我们来到北苑附近的航空工业中心医院。挂了儿科急诊，医生让先化验尿。恩恩不肯喝水，等了一两个小时才接到一泡尿，医生看到化验结果后诊断为泌尿系感染并要求立即住院观察治疗。

住院押金需要4000，我要求国保去办理住院手续。他们请示上级后，北京市公安局的李姓中年国保来到医院，昌平分局的国保唤他做领导，19日古川被绑架走后他曾到我们住处见了我一面。我当时询问他的身份，他只说：“我姓李，以后我们打交道的时间还长着呢！”

李姓国保和医生商量后，医生同意先交押金2000即可。之后，东小口的胖警察徐铮（19日抄家时对我摄像的便衣）让我打个借条，并谎称：“这是我刚取出来的，是我个人名义借给你的，以后要还的。”于是，我按他的要求写下“今借刘涛人民币贰仟元整”（当时我并不知道徐铮的真实身份）。借条中的刘涛实际上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

恩恩需要住院，我便无法分身照顾洛洛，无奈我再次要求向教会求助。这次曹姓女国保同意我使用她的手机联系教会人员。我拨通了孙皓的电话，对方一听我是李昕艾，电话就断掉了。我再次拨打，却一直是占线的声音。我这才知道19日给他打电话后，古川出事的消息并没有被放出去，不知是他有什么难言压力还是他的电话出了故障。

我只好拨通爱加倍教会约瑟牧师的电话，由于女国保在一旁监督，为避免她抢夺电话，我不得不隐晦地把我家遭遇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并拜托牧师一定要把我们的消息转告朋友王京龙。

20日傍晚，教会的侯阿姨带领另外三个弟兄姊妹来到医院帮助我。恩恩住进了200元一天的单间，我看着如此幼小而可怜的他，心痛极了。而在病房里跑来跑去玩耍的洛洛早已忘却了昨日的混乱。这么小就要承受这样的灾难，我们做父母的内心倍受煎熬。

医生准备给恩恩输抗生素，我和侯阿姨都觉得不妥。还未做其他详细检查，有无必要输液还不确定。医生解释：“由于医院已经下班，各项检查只能明天白天做了，现在先治疗上。如果坚持不输液，那根本没必要住院，还不如呆在家里环境舒适呢。”

侯阿姨带领大家为恩恩祷告。我思量再三决定出院。医生开了阿莫西林颗粒，我买回来喂给恩恩吃。六十岁的侯阿姨留宿在我家帮忙照顾洛洛。原以为古川会像去年被传唤那次一样很快能回家的，可是我们却一直等不到好消息。

侯阿姨每天往返我家她家中帮了我二十多天，累得她犯了气管炎呕血了，她需要在家多休息便中断了来我家帮忙。这段孤独焦虑的日子，我很感激侯阿姨的守护，愿她平安！我也很感谢曾来看望我并帮我照看孩子的大学时期的师弟师妹夫妇。

21日上午，在教会冀弟兄的帮忙下，我又带恩恩返回医院做检查。恩恩今天不发低烧了，尿液的各项指标也恢复正常了。医生看到结果后确认孩子没事了并觉得一夜之间就好了挺不可思议的。不过自此恩恩却一直腹泻不断，每天拉很多次，经常搞得到处都是粪便，令我焦头烂额。

接大便到医院化验，问题不大，吃了各种中西药却不见效。恩恩连续腹泻了两个月，我实在忧心，又带恩恩去医院检查，医生怀疑食物过敏，建议带孩子去做过敏源检测并停掉母乳改换深度或完全水解牛奶蛋白奶粉喂养。

我询问医生：“最初腹泻的那天，我曾吃披萨饼，当天我腹泻了，接着孩子也跟着腹泻了，是不是与披萨饼上的奶酪有关呢？”医生答：“有关系。”

害恩恩生病，被迫五个多月就断奶的罪魁祸首正是国保。他们毁了我儿子的健康，伤害了我儿子幼小的心灵，此仇此恨每日都令我出离愤怒。

恩恩吃的奶粉是300多元一桶900克装的雀巢适度水解牛奶蛋白奶粉，而雀巢完全水解牛奶蛋白奶粉400克装的一小桶都卖到300多元，非常贵。恩恩改吃奶粉后确实不再腹泻，但是一吃辅食就会腹泻，所以此后一直不敢给恩恩添加辅食，只能非常小心翼翼地喂养他。

恩恩一个星期至少吃掉一大桶奶粉，拜国保所赐加重了我们每月的经济负担。恩恩食用奶粉的半个多月里都没再腹泻，我以为他的消化功能复原了，便打算换掉雀巢，改食100元一盒的雅培400克装奶粉。这一换却换出了问题，恩恩又开始腹泻了，无奈又换回雀巢，却仍于事无补。

现在恩恩十个月了，可他腹泻的问题时好时坏，一直没有彻底解决，苦恼的我们已无计可施。随着月龄的增大，单一食用奶粉已不能令恩恩满足，很快就会饿的哇哇大哭，只得让他进食各种食物，再每天不停地处理他无规律的粪便。这对孩子和大人都是一种折磨，我祈祷恩恩早日摆脱腹泻的伤害。

三

自从2月20日我与教会取得联系以来，古川被绑架的消息才不胫而走。在医院的时候，李金芳大姐打电话到曹姓女国保的手机上询问我们的情况，女国保谎称：“我是古川和李昕艾的教友，他们正在排队给孩子看病，他们的电话没电了，没什么事。”李金芳大姐被蒙在鼓里，还是王京龙识破了她狡诈的谎言，因为弟兄姊妹之间不会称呼教友。王京龙遂打电话到侯阿姨的手机上向我了解了具体的真实情况。

此后，在外地出差的王京龙还特意委托冀弟兄给我找了一部手机使用，冀弟兄还把教会的公用号码借给了我。王京龙回京后多次登门探望并送给孩子2600元奶粉钱，我谢绝不收，无奈他硬要留下。

李金芳大姐隔三差五打电话来关心安慰我，并转达了张祖桦老师对我们一家的担心。古川被失踪的日子，若是没有他们的关照，我将更加艰难痛苦。

我家楼下每天都有东小口派出所的警察和小区物业的保安驻守。我出门买菜、买日用品，他们都会贴身紧跟，生怕我跑了似的。三个大男人监视我一个妇女，这就是兲朝的特色开支——“维稳经费”。

这些日子，我在经济上还过得去，但心灵上体力上却异常难熬。恩恩由于腹泻时常哭闹，每天要抱着才能安静下来。我实在顾不上洛洛，只好把他交给教会代养。

每天一早，洛洛被送到教会，晚上再被送回家。就这样，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离开父母，每天像个小流浪汉一样寄生在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谁有空闲时间了就会轮流看护他。我知道日子久了他也想爸爸，留恋妈妈。有几次我送他去教会，他留恋不舍的眼神令我心碎，他怕妈妈一会不见了。他渴望妈妈陪他玩耍，而每次我只能狠下心来丢下他，偷偷溜走。

有一天，洛洛的手臂在教会被饮水机的热水烫伤了，起了一个大泡，红红的一块，在诉说一个幼小孩子所不能也本不该承受的生命之重之痛。我的心在翻腾：为什么如此不堪如此邪恶的政权会持续迫害民众六十多年之久？难道这真是一片神弃之地？难道真应了那句话“谁让你不幸生在了中国”？不，我不想让我的孩子重复一代代被戕害的命运。我想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并过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幸福生活。没有恐惧，没有谎诈，没有血腥，一个干净、自由、充满爱的世界。

还有一天晚上，洛洛从教会回来后闷闷不乐，无论我说什么他都喊不并拼命摇头。我知道他心里的伤。没有爸妈陪伴的日子他不喜欢，困在室内不能外出晒太阳的日子他不喜欢。我抓狂发飙，拿起电话质问负责与我保持沟通的国保王东，我们在骂声中不欢而散。我只想知道古川何时回家，可他的口径却保持一致：不清楚不知道。

负责日常跟我联络的王东是刑警出身，每次来找我谈话还算客气，不过陪同他的曹姓女国保却令我十分厌恶。古川被秘密关押期间，王、曹二人先后七八次登门来做我的思想工作。

3月18日，市局的李姓国保来找我谈话，并唬我说：“古川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能否回来就看你的态度了。”企图诱使我表态就范，其实我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

据朋友讲，市局国保朱旭曾言语间充斥着对古川和我在网上每日一推点名向他们追讨2010年4月9日被查抄的电脑、护照等物品的不满。朱旭说：“古川年纪不大，却顽固得像个老民运。”估计他在古川被绑架失踪的事上使了不少的坏儿。

良师益友张祖桦与王俊秀着手推动为古川聘请律师的事。王俊秀先见了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夏霖律师，对方回复因代理了别人的案子，无法接受我们的委托。于是王俊秀又见了朱久虎律师，朱久虎答应帮助古川，并找我签下委托书。可是兲朝这套绑架失踪的黑帮手段无法使古川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根本无法无天的国度。

我度日如年，期盼着古川早日回家。我没有告诉父母真相，电话里总是报平安。我不想让父母担心，种了二十亩棉花忙于生计的父母也无闲暇帮我带孩子，何苦害他们一起忧心愁烦呢？

这段日子爱加倍教会给了我很多温暖和帮助。此外最令我感动的是古川多年前的旧同事麦田（那时我与古川还未相识），他打来电话支持古川所做的正义之事，并说：“别的忙帮不上，只能给您些经济上的帮助。请告诉我银行卡号，我打钱过来。”我心领了他的好意，谢绝了他的帮助。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他的关心令我倍感温暖。

期间，身在德国的苏雨桐也问我要银行卡号给予经济上的帮助，我同样谢绝了。还有身在美国的郭保胜要汇给我200美元，我也谢绝了。我记得他当时不解的问：“是害怕接收有危险吗？”我笑答：“不是。我在经济上还过得去。”我感谢这些朋友的支持，也许有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人。

我是一个性格刚烈脾气火爆的女人，由于从小到大经历了家庭的贫困，所以养成了省吃俭用的习惯。为此经常给误解我的人留下“抠门”的印象，但我还是懂的什么当拿什么不当拿。

期间，我接受了国际特赦组织的经济援助和维权网的遭受酷刑人员援助款。这两份经济援助都是朋友们事先帮助申请而后转给我的。在此一并致谢！

四

我是个二十多年没受过太大苦和累的人。古川被秘密关押的日子，成了我有生以来所遭遇最苦最累的时光。我每天趁恩恩睡觉之际做饭，可是饭刚做好他就醒了，抱他哄他等他再次入睡我才能吃上已经放凉了的饭菜。有时会洗衣服尿布至深夜，因为白天根本顾不上，活儿只能留到晚上慢慢干。接连两次剖宫产使我的身体严重受创，这样劳累的日子我撑不了多久。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内衣上的血迹，开始误以为产后我的月经恢复了，后来才意识到这是累出来的。想到找保姆来减轻负担，可一时半会儿却寻不到合适可靠的。期间，精神的压力、身体的重负使我痛哭过两次，甚至抱怨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别人对我的漠不关心、对古川的营救不力。无名小卒总会被形形色色的名人淹没。王京龙曾在SKYPE群里多次呼吁“对古川的关注度不够啊，应该加大关注力度。”王金波也多次在推特上帮助我们呼吁。我记念并感恩每一位朋友的努力。

古川和我曾想低调地做些实事，免得树大招风误事，可是他们仍不放过每一个致力于推动社会转型的公民。国保请听清楚：我承认我是维权网的信息员并有一定的稿费收入，休要把这些当罪名罗织给古川。

4月4日下午，我报警寻找被失踪的丈夫古川，抱着恩恩跟随110来到东小口派出所；洛洛则被留在了教会。派出所的警察称古川没有失踪现在有确切位置。我问确切位置在哪？他们却像神神秘秘的黑社会组织似的表示不能说。他们想劝我回家，并扬言：“这事不归派出所管，你找错地了。”一下午他们把我晾在一边，我决定不要出个交待便不回家，我没吃晚饭开始绝食抗议。

晚上10点左右，王东陪同市局李姓国保来到派出所劝我回家，我坚持不离开，他们无功而返。当晚有一些陌生网友给我发来短信表示支持并希望我保重，我很感动。

第二天，一夜未睡的我担心孩子跟我长时间呆在这里受罪，便央求朋友把孩子接走先帮忙照看。热心的王姐来派出所陪着我给我鼓劲，我很感谢她帮我照看孩子。

4月5日下午，市局的刘涛和张姓国保前来与我谈话。他们无非是要我回家，我提出要求：“要么马上放古川回家，要么解决我一个人无法看护两个孩子的问题。”刘涛答：“古川现在回不来。”并继续释放古川在“里面”表现不错的虚谎信号。我坚称：“我不相信。即便有也是在你们的各种酷刑折磨下被逼屈服的。”刘涛辩称：“他绝对没有遭受过任何酷刑。”我说：“反正你所说的我不会相信。除非让我亲眼见到他来证实。”

我又追问古川到底犯了什么罪，这么长时间不放人，到底想怎样？他们却从不提罪名，也不明确说因何抓人，只王东提过一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刘涛最后答应：一，三天之内找个保姆帮我带孩子。二，适当的时候会安排我和古川通话甚至见面。前提是我不能向外界透露今天谈话的内容，不能再网上提他们得名字。我看得出这个中年国保刘涛是个奸诈狡猾之辈，对付我等眼中钉肉中刺可谓作战经验丰富。

古川被秘密关押期间，我也曾多次致电市国保大队负责人孙荻，他每次都皮笑肉不笑地搪塞：“我不知道这个事，我不清楚。”后来干脆不接我电话了。我们租住在天通苑的房子本是2011年4月2日到期，房东在国保的协调下统一延期一月。我猜测古川或许能在5月2日前平安归来。

4月21日下午，市局李姓国保再次来到我的住处说带给我一个好消息：“古川快回来了，你要耐心等待。”我很不高兴地说：“我等不了了！除非他现在马上回来，才算是个好消息。”李姓国保说：“你怎么这么固执呢！”王东也在旁边咐喝：“想给你个惊喜！”我说：“我不喜欢惊喜，我只要实实在在能让人心里踏实的消息。”

之后，他们安排我和古川通了个电话。王东用他的手机拨通陈世杰的手机，我听见一个许久未曾闻的熟悉的声音:“你和孩子还好吧？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个人问题已交待清楚，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后，古川便匆匆挂断了电话。后来古川告诉我这些话都是刘涛拟好他照说的，那种情况下通话根本身不由己。

国保临走还说：“你就安心等着吧，很快了。”我猜测他们应该一般不会安排在周末放人，若今晚不放人，那明天周五就应该会放人了，再拖到下周就不能称为王东口中的“惊喜”了。

4月22日下午4点，敲门声响起，我突然觉得应该是古川回来了。打开门，穿着毛衣戴着眼镜黑瘦的脸上绽放着笑容的古川就站在我眼前，恍如隔世。我也笑了，淡淡地言语了一句：“回来啦！”

古川被绑架走的时候还是萧瑟寒冷的冬天，回来之时却已是花红柳绿，俨然入夏光景了（北京没有春天和秋天）。我们身上厚重的棉衣早已褪下换成单薄轻巧的单衣，而古川身上仍是那件被迫离家时穿着的黑色毛衣，放佛从一个我寻不见触不到的远方穿越过来一般。

63天的非人时光，王东一直负责与我沟通，陈世杰负责在秘密关押地审讯古川。古川一直不肯屈服就范，但他们总拿两个孩子的情况来击打古川的心理防线。古川很难过，他觉得对不起两个孩子，他不能丢下孩子不管，即使坐牢也要想办法先出去把两个孩子安置好才能安心。

古川回到家的头几日时常喊腿疼。在被秘密关押期间，他每天不能随便走动，凡事要喊报告，需经过允许方可执行。二十四小时被人轮番监视，上厕所、洗澡都毫无隐私可言。古川回到家后路一走多了腿就痛，适应了几日腿的功能才算逐步恢复。

我知道古川身体的疼痛很快能愈合，可他心里的遗憾与懊恼却持续到孩子们重与他熟稔亲热起来后才渐渐消退。洛洛对变得陌生的爸爸适应了好几天才找回起初的感觉。两个多月没有爸爸的陪伴，洛洛习惯了依赖妈妈，他原来是多么喜欢跟爸爸呆在一起啊！

黑头套、不让睡觉、不给饭吃、不让走动、肆意辱骂、拳打脚踢、耳光如风、扒光裤子逼下跪……种种施加在古川身上的酷刑令我愤怒不已。如此嚣张变态的政权居然堂而皇之地持续六十多年，是我们太懦弱了还是它太强大了？萨达姆完了，穆巴拉克完了，卡扎菲完了，何时轮到中共？

古川获释的前一晚被逼在保证书和悔过书上签下我们夫妇的名字。国保让古川承诺回家后做通我的工作，如果我再有什么不和谐言论就唯古川是问，并威胁：“我们随时可以再抓你回来，关进看守所判刑。”保证书的主要内容是：不准向任何人透露被秘密关押期间的情况，不准写反动文章，不准上推乱发言，不准接受媒体采访，不准外出会见“圈内”朋友，不准去教会。国保还特别强调不能与李金芳和朱久虎联系。每天要向他们做思想汇报。

可笑的是，国保把古川和我的两部手机归还的时候，我们发现手机上的存储内容没有变化，却唯独不见了陈世杰的号码。我们猜到一定是陈世杰归还手机的前一日偷偷把他的号码删除了，可见他是多么心虚啊！

五

5月份天通苑的房子再次到期后，我们本想把行李暂放教会然后回老家休息几个月，待返京后再另行租房。但是国保不同意，声称古川现在不能随便离京，除非把行李放在他们得指定地点，否则不得成行。我们不接受国保的条件，遂改变计划留在北京继续租房。我们想去燕郊，因为那里房租相对便宜些，国保仍阻拦，带着我们在天通苑北边寻找房子。

找房子这几日，陈世杰还派东小口派出所的人驾面包车蹲守在楼下，生怕我们偷偷溜掉似的。一日，我走到面包车前问坐在驾驶位置的那个人：“要不要帮我们搬家？”他看身份已暴露忙慌张地打电话：“喂，是陈世杰吗？我是东小口派出所的，他们来让我们帮着搬家……那我们撤了？”挂断电话，他开车载着五六个同伴离开了。之后，我问陈世杰为何派人监视我们，他却矢口否认。就这样，我们被逼在房价只升不降的北边租了一套2000元一月的两居室。

国保时常询问我们家里还有多少钱，并要求古川接受生活补助，被我们多次找借口拒绝了。现在我还真有些后悔不拿国保所谓的“生活补助”了。恩恩的奶粉钱和高昂的房租都该由他们来支付，我们应该接受的，这钱可以花得心安理得，就该这样增加他们的维稳成本，更何况那本来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过，他们的罪恶却永远用钱洗不掉。

搬入新居后，我们依然过着受限的日子。我们决定不理会他们，偷偷回老家，不幸半路被追回。陈世杰对古川叫嚣：“你不要命了吗？你要是不马上返回那就看守所见。”陈世杰要求古川对此次私自出走事件写份检查，之后可考虑放我们回老家一趟。

直到6月2日，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回老家。陈世杰交给古川一个任务：把从网上打印出来的我的推文交给我父亲看，并让我父亲劝说我日后不再与政府作对。陈世杰还要求古川每天发信息给他汇报在家的情况。

我们实在不愿让两个孩子生活成长在这样一个恐怖的国度。毒奶粉、毒疫苗、毒火腿肠……在这个毒化的中国，想保留一份健康、平安都是奢侈的。

古川回来的日子，我要感谢那些没有忘记我们并前来探望的朋友：赵常青、蒲文昕、姜丽夫妇；还有小宇、王家敏、杨民道、吴傲祺，这四位多年未见的老友着实令我感动。他们不仅大老远过来请我们吃饭，还硬是留下7000元，任凭我们怎么拒绝都坚持要我们收下。而他们并不富裕且需养家糊口，可是却仍对我们如此慷慨。其实在我和孩子最孤独无助的时候，我很渴望朋友的关怀。

我们只是无名小辈，感谢路透社的黄瑞黎多次来电关注我们的境况。没有名人的天然优势，小人物的命运更需要媒体的关注。感谢前来采访我的香港《壹周刊》记者简淑明，采访结束后还送给孩子1000元。事实往往如此，素不相识的人带给的感动与感恩让人终身难忘。患难见真情，你总能透过危险看清人的伪善与自私。当然，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拿出更多的勇气与爱心守望相助，那些正遭受磨难与困苦的人就会少些寒心多些温暖。围观的确是一种力量，独裁政权不最怕用爱凝结在一起守望相助的人们吗？我相信中共无论使用何种恐怖手段终有寿终正寝的一天，酷刑保不住独裁政权，多行不义必自毙。

借用网友的一首诗《删时代》表达我蔑视中共独裁政权的心声：

当你删除我的文字，
但删不去我的言语。

当你删去我的图片，
但删不掉我的呐喊。

当你删掉我的视频，
但删不尽我的怒吼。

当你删去我的真相，
但删不掉我的正义。

当你删掉我的声音，
但删不走我的良知。

当你删走我的视线，
但删不尽我的真理。

当你删掉我的名字，
但删不走我的人格。

当你删走我的权利，
但删不尽我的热血。

当你删尽我的生命，
我换来不灭的自由。

有一种信仰，它胜过世间一切力量，那就是主耶稣；有一种坚持，它胜过世间一切恐惧与威吓，那就是追求公义与真理。不义者必将站立不住，作恶者必将被剪除。

2011年8月25日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4102

李昕艾：可怖的相互毒杀时代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0/5/2010

2010年8月，南京曝出多起公民因食用小龙虾而出现肌肉酸痛难忍等症状的事件，患者被医生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症；情况严重者还因肾功能受损，出现了“酱油尿”。之后有媒体曝光这些问题小龙虾是经一种名为“洗虾粉”的化学品清洗过的，“洗虾粉”的主要成分草酸是工业上普遍使用的一种除锈剂，其酸性为醋酸的10000倍，对人体的危害极大。

无独有偶，有公民在购买的大米里发现了化学香料残渣，不少米店老板也坦言，如今市面上以次充好、以旧充新、抛光、添加香料香精的大米确实不少。香精、香料使用过多，会对人体构成潜在的健康威胁。看来人们每天食用的大米竟也逃不脱“化学洗”。

毒奶粉、毒酒、毒龙虾、毒大米、毒疫苗……这就是中国，愤青眼里的“亲爱的祖国”、口中的“加油！中国”。我喝你的毒牛奶，你吃我的化学大米，中国俨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相互残害的投毒集中营。被中共这个利益集团败坏到如此地步的国度，集团内部出来一人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便博得一些人士的喝彩甚至追捧，我则实在不敢恭维。

最近，温家宝在深圳做了个讲话，紧接着社会上一些人士开始大赞温家宝，我一笑了之。怎么还会有人相信中共这个利益集团？怎么还会有人对其抱任何希望或幻想？很多漂亮话从嘴里说出来非常容易，可是又有多少漂亮话被真正行出来过？一个人遇见一个凄苦的乞丐，他说：“我真想给你一百万，让你从此衣食无忧。”可是他自己连温饱都成问题，又怎么救济乞丐，这空头承诺不过表达了一种同情、一种安慰，无法付诸行动。一个人真正行出、做出一件美好的事情比他喊一百遍美丽的话要珍贵得多。

有些人士号称挺温派，鼓吹“挺温就是挺我们自己”，我很不以为然。至于一些人士一向乐于口中的“党内民主派”，我认为不过是这些“党外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哪有什么“党内民主派”、“党内开明派”、“党内专制派”、“党内强硬派”之类的分流？都是这个统治集团的利益既得者，他们分得清分得开吗？真有不合群不合作的早就被组织剔除了，即便留了个名头，你实质上还算是党内么？对此，我比较赞同陈永苗的说法：“中共党内民主派只有等到中共倒台后才能出现，中共不倒台，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党内民主派’问题。”千万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希望或幻想，只有民间积极行动起来才能自救。

有人指出，必须将中共看作一个怪物，否则永远搞不懂中共这个玩意。中共甚至不是绞肉机（机器遵守物理定律），也没有人性（人在其中完全被淹没）。中共是非理性魔鬼，要理解它必须了解人心是黑暗的深渊这一真理。是的，人心的改变非常重要，即使某天独裁政府解体，但人心还是如从前一样的恶，那我们将依然生活在一个相互毒杀的时代，无安全感可言。

有人笑称，在中国谈食品安全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因为中国就没有安全食品提供给普通公民食用，统治集团才有这口福。据称，中国只有少数人才能吃到放心肉、放心菜。有的企业老板，他是专门做放心肉、放心菜生意的。但他们的东西不投放市场，只给某些部门、官员或者个别关系户。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面对满桌饭菜，人们忧心其中铅、汞、铬、砷、镉是否超标。它们从污水中流进土壤，进入农作物，最后潜伏于人体内，酝酿着重金属危机的一次次爆发。”除了入口的，我们每天呼吸的也尽是毒。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教授表示，近10年来，北京市肺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均居众癌之首，北京居民肺癌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五，已成为北京市民的“第一杀手”，这不能说与灰霾污染无关。

食物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更有怵目惊心的血污染。河南艾滋病血祸多年来一直是当局遮掩的重点。2010年9月21日，河南艾滋病维权人士田喜案开庭，这位血污染受害者却成了被告。田喜9岁时骨折输血被感染艾滋病，后才发现，受病害已达15年之久的他在6年的维权路上反映的问题一直未得到合理解决。他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说：“当一次意外的发生，使个人变得一无所有，我不能选择认命，我会愿意去捍卫它，用尚存的个人自由、残存的健康作为社会个体实现正义的交换。每当一个个体正义的实现便是点亮中国社会公平与正义希望的一缕烛光。我愿意为之做出努力，付出代价，尽管有些沉重。我希望个人的事情能够尽快得到解决，也希望中国因临床用血污染事件中生命受到损害的尊严得到维护。”

在这个人心被中共这个利益集团败坏得一塌糊涂的地域，在这个人们相互毒杀的时代，我们每天都承受着那么多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们都是其中被戕害的个体，想相互拥抱着取暖却时常是那么的无奈甚至无力。谁都想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品尝着美味的食物，安全地度过每一天，这是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可是在这个国度却成为奢望。

有则笑话调侃受毒之害的中国人：昨晚踩了一条美女蛇，它反身咬了我一口，没过一会，蛇全身发抖，口吐白沫，转眼就挂了。我朝他吐口吐沫，鄙夷地对它说：“老子从小喝三聚氰胺牛奶、吃吊白块面粉、用地沟油炸的油条、苏丹红腌的红心鸭蛋、避孕药喂大的黄鳝、打激素的鸡和注水的肉，从小还打过假冒的疫苗，我早就百毒不侵，你敢咬我，真是找死！”笑过之后的痛苦却久久挥之不去，我渴望我的后代不再经历这样的荒诞。

李昕艾：兲朝的社会乱象——兼抗议北京市公安局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5/30/2010

2010年3月-5月间，中国发生多起幼儿园、校园袭杀案，震惊海内外。中共总理温家宝5月13日也承认，杀童案频发说明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而且日趋尖锐化。一方面无辜幼小受害，另一方面政府不停打压敢言敢行的维权公民。是谁在制造矛盾？是谁在企图使这个民族永远难逃“和谐”的坟墓？

抄家、被失踪等恐怖手段应用到极致

2010年5月11日，维权人士王德邦被抄家并带走问话，他已多次遭遇警方无理抄家，并曾遭恐吓：“你的房子是小产权，我们想给你收走就收走。”2010年4月20日，维权人士冯正虎遭遇抄家。2010年4月9日，我和古川的临时租住地被查抄。2010年3月1日和10日，自由撰稿人谢强分别两次遭遇抄家。2010年3月1日，维权人士王译遭遇抄家。而中共警方非法抄走的电脑等私人物品至今无一归还，非常恶劣。

每年中共警方都会对各地异议人士、维权公民、访民等骚扰不断，今年也不例外。与民为敌成为了他们的专业，纳税人的银子被大量用在了所谓“维稳”上。好像这个兲朝懈怠一会不维就马上垮掉一样，坏事做尽了庸人自扰吧！

然而，被骚扰、被喝茶、被抄家，这还算轻的。被失踪、被自杀、喝开水死、睡觉死等对付公民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兲朝最著名的被失踪事件莫过于维权律师高智晟的人间蒸发了，在有些朋友疑虑高智晟已遭不测不在人世时，失踪一年多后突然被曝人在山西五台山，这不得不再次警醒人们全体中国人都正被黑帮绑架和玩弄着。兲朝最著名的被自杀事件就是瓮安李树芬案，2008年瓮安这一把公民抗暴之火曾点燃了无数人的心灵，激动了追求公平正义之人。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诽谤罪等构陷公民的行径也为兲朝所屡试不爽。2005年，新闻记者师涛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2009年11月，“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被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2009年12月，零八宪章签署人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2010年4月，备受关注的福建三网民案有了结果，范燕琼被以“诽谤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吴华英和游精佑分别被以“诽谤罪”判处1年有期徒刑。这些敢言敢行的公民，最后都被维稳政权绑进了监狱。国内外的抗议从来不会动摇他们做恶的决心，因为这里只有权力横行，从不允许民意表达。

更卑鄙的是，一人被盯，全家受骚扰。兲朝以为比毛泽东时代进步了，实则不然，一样的下作。2010年5月初，我们一家三口正在唐山老家，不料回趟家还受到北京警方骚扰。7日下午，我父亲被当地派出所两个便衣以有点事为由带走，一个小时后在家人的百般催促下，父亲回来。从父亲口中得知，北京市公安局带领抄家的王娜和一个男警过来了，陪同谈话的有丰南区公安局的，当地派出所人员列队在院里。他们无非是威吓父亲劝告我们不要在网上发布维权消息及过激言论，不要与持有国外护照的维权人士为伍。如若不听劝告，随便一个罪名都可以将我们抓走。是的，你们的目的达到了，使父母为我们的安危担忧，企图以这样的压力来迫使我们放弃自己的信念。在此，我强烈抗议你们非法的、不人道的行径，我自己选择的道路由我自己承当，不要骚扰我的父母，这种胁迫确实很卑鄙。你们也有自己的父母儿女，不要为了利益而舍弃一切，请记住：多行不义必自毙。

同时，我也要回应北京市公安局：我不是受古川影响才选择为公民权利、自由民主而战的，结识古川之前的我也很关注这些。从上大学开始接触电脑之初，我便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在网络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很不幸“中间思想文化论坛”、“常识”都先后中招，遭攻击数据被破坏或被强制关闭。我也曾因在大学毕业论文中戳破中国新闻体制的荒谬（我当时就读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而遭论文不予通过的威胁；曾为自己和同学的权利挑战学校领导而遭嫉恨，受到不予学位证、不予毕业证的恫吓。我是一个有主见并不易被人影响或利用的人，是我自己早已看清你们的面目，是我自己选择了对专制极权说不，是我自己选择了不与暴政合作，除上帝外，我选择的道路没有人能左右。

杀警与杀童的不同路径选择与社会效应

2008年7月1日，年轻的杨佳凭一己之力做出了兲朝史上最具震撼性的行动，他闯进上海市闸北分局杀死六名警察，杀伤四名警察及一名保安。穷尽司法途径而对这个政权彻底不报希望后，杨佳选择了反抗，他被民间尊称为英雄。是的，我从来不会把他当成罪犯，他行使了公民天然的抗暴权，他是一只有勇气有担当的草泥马。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反抗暴政。今年3月-5月间接连不断的杀童案令世人扼腕，这些受到政权不公对待，原本是被迫害的的受害者却选择了殃及无辜的弑弱，他们的遭遇难以得到愤怒人群的同情，只会受到谴责。难怪网络上会流传“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杀贪官是英雄，杀孩子是狗熊”。这样逃避现实、没有担当的人最终只会被视作歹徒，留得骂名，哪怕你有再大的冤屈。以这样残忍的手段来引起社会其他个体及施暴政权的关注是不明智的，既然你都不怕死了何必不直接抗暴呢？

其实这样的乱象生发在兲朝不足为怪，60年的毒素已经把原本健康的人搞得残缺不全、面目全非。3000万儿童受害于毒奶，可是他们的父母没有站出来，只有一个赵连海孤军奋战；汶川地震中5000多名学生死于豆腐渣工程，可是他们的父母没有站出来，因为不管苦还是乐日子仍得继续……当我们都不去争取，都选择得过且过的时候，我们也就只能在沉默中被暴政慢慢折磨而死了。

屁民的反抗：草泥马战河蟹

2010年4月16日，福建三网民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被诬陷案再次开庭，网友们以公民关注团的形式到达庭审现场声援因言获罪的三网民，大家高声唱和了《草泥马之歌》，警戒线内则是大批警察严阵以待。Twitter上的名言“围观改变中国”，网友称这次公民行动是一次成功的围观，伟大的围观。

早在2009年的邓玉娇案中，网友就组成过公民旅游团前去声援邓玉娇，有论者认为这凸显了互联网内外的公民力量。的确，改变中国离不开每个公民的维权行动。著名维权人士艾未未高声喊出“我是一只草泥马”，草泥马有打败和谐的勇气和力量。受迫害最甚的一代莫过于80后，兄弟姐妹最少甚至没有、文凭很没用、饭碗不靠谱、没钱没房只能靠自己打拼，除非有父母的荫蔽，但是80后又是最具反抗性的，幸好还有互联网，虽然经常被封锁被屏蔽，草泥马们还能翻墙，80后恰是草泥马的主力军。

土共=垬，天朝=兲朝（王八朝），这是草泥马们对专制暴政的嘲笑，对利益集团的蔑视，对极权体系的挑战。公民关注团网友王译说得好：“这一刻，如果有一颗罪恶的子弹飞来，我会从容地迎着这颗子弹，决不会胆怯躲避。”当河蟹一次次践踏公民权利时，草泥马们不甘示弱。

李昕艾：威逼恐吓只会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念——经历抄家之感想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4/13/2010

古川和李昕艾

2010年4月9日上午十点半多，我先生古川被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三个穿便装的警察以了解点事情为由开车带走，离开前在我的追问下承诺很快就会结束谈话回来。之后，我通过网络向三位朋友知会了这件事。随即，网络掉线，无奈只好关机重启，拔掉网线重新连接，但依然无法上网。时近中午，一位朋友赶过来帮忙一起照看孩子。我拨打古川的手机询问情况却被挂机，再打便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最后索性就是关机状态了。

中午十二点半左右，正在给孩子喂奶粉的我和朋友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我透过猫眼看到门外挤满了一堆男男女女。其中一个我见过面，也是今天上午带走古川的东小口派出所的警察之一，他要求我开门，我打开门质问为何古川至今未归？他宣称了解完事情很快就会回来。三女七男陆续进门，其中一男为我所租住小区村委会党支部的，另外三女五男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年轻的一男一女穿制服，男警号为001634，姓名焦帅帅；女警号为001630，拒绝且不敢透露姓名。其余二女四男穿便装，一女一男负责检查电脑；一男负责登记扣押物品，姓名李硕；一男负责拍照；一男负责摄像；一头长卷发、戴眼镜、年龄看似三十多岁的女警是众人的头。

女头头命人亮出一张搜查证，我还未仔细查看内容便被催促签字画押。我要求查看他们的工作证件，却推说没有带；我继续要求他们报上各自的警号和姓名，却全部不肯且不敢透露。中国有句俗语“坐不更名，立不改姓”，看他们这是何等的心虚啊！女头头很是自得地指着穿制服的一男一女说：“我们的制服就是证明，搜查证就代表一切，这就是合法手续。”我反驳：“强盗还可以穿上制服冒充警察呢？你们不能出示工作证件，我怎么确定你们不是入室抢劫的呢？”他们依旧无理地查看我朋友的身份证，却拒绝明示自己的身份。我只好拨打110报警称家里来了一群不明闯入者，非声称自己是警察却拿不出任何证件来证明。110答应派人过来，实际上却一直杳无踪影。向当事人出示工作证件，是警察执法的必要程序；公民有知情权，有权要求警察出示工作证件，否则公民没有义务配合。我强烈要求查看工作证件的举动，却被他们污蔑为胡搅蛮缠、无理取闹。看来，强盗总有强盗的逻辑来伪装他们的不义。

他们翻墙倒柜搜查了近两个小时，抄走我和古川的两台笔记本电脑；两本护照；一个移动硬盘；一个U盘；两大本名片册；三十二册手抄笔记本；六十二份打印材料；十二份《中国改革的末路》及《改革之死》作者的协议书和资料领取单；一册古川著《梁启超时代》打印稿；一册吴祚来著《时评是一种力量》打印稿。书籍有：《零八宪章》（珍藏本）一本，《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本，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通往公民社会》各一本，崔卫平著《正义之前》一本，章诒和著《往事并不如烟》一本，陈子明等著《中国改革的末路》一本，王力雄著《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一本，张祖桦著《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一本，《人权年鉴（2007-2008）》一本，繁体台湾版复印件《极权主义的起源》一本，《大风》杂志一册，《方舟》杂志一册。留下了两页纸共计26项扣押物品的“北京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一份，办案人只留下“焦帅帅、李硕”二人的签名。他们还在衣橱内翻出一件印有“还我人权”的T恤拍了照；翻出我们的数张银行卡和存折拍了照。期间我质问凭什么要抄走这样或那样东西的时候，年轻的男警焦帅帅大声回喝：“我们拿不拿什么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管不着。”这俨然已不是我的家？我毫无私人物品的所有权了？

最令我感到气愤的是他们抄走了我大学时代至今所写文章的手稿，于我来说这些弥足珍贵，其中的小说、评论都已在国内论坛和博客上发表过，你们还有什么可检查的呢？就连电子版、打印稿也无一给我留下，还有我儿子从出生至今的照片、视频也无一幸免。你们的行为促使房东逼迫我们搬家，骚扰房东向来是你们的伎俩。这是一个让人毫无安全感可言的国家，我们的生命、财产无任何保障。一个连黑帮都不如的政府，一群流氓化、强盗化的公职人员。每个公民随时随地都面临被穿制服的打手恐吓、绑架、抄家，甚至被失踪、被自杀的危险。你的几句真话，一个维权行动都会刺激到党国那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党国会迅速派出打手抢夺你的任何私人物品，使你流落街头。今天被抄家的是我，明天被抄家的可能就是你，党国习惯制造恐惧使人人自危。

下午两点半左右，他们带着劫获的我和古川的私人物品离开我家，女头头在离开前和我进行了十多分钟的谈话。她宣称：“你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我们这次来是代表政府，不是代表个人。而且现在的政府跟原来的政府不一样，非常人性化有人情味，看在你们孩子的份上，我们并没有做我们可以做的一些行动。你从老家上大学出来到北京奋斗，有了立足之地不容易，你前边的奋斗也算成功的，后边的路该怎么走要想清楚。谋生的手段有很多，我希望你们能在正确的合法的道路上走，不要成为别人的一盘菜了。今天的事情最好不要向外声张，不要以为声势造越大对你们越有利，效果是恰恰相反的，就像吹一个泡沫，以为越吹越大越好，可是它大到一定程度是会碎的。我们今天来只是给你们一个警告，咱们以后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如果你们还是执迷不悟，那下次可就是这么简单了。我希望你能听进去我的话，我走后你好好琢磨琢磨吧。”期间我追问因何进行此次搜查抄家，她拒绝明说，只笑答：“既然你不说我也不用说，你心知肚明。”真是极其荒唐可笑，恐怕这样的事情也只能发生在中国这个奇特的国度了。她最后还威逼说：“明天下午的会议（一个关于西南大旱的环保会议），你们不要去参加了。”

让我来回应一下这位女头头吧！你带人搜查期间，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朋友李智英，请他把我们遭遇抄家的信息转告其他朋友一声。你们便开始失态地断喝：“你给谁打电话？”“打吧打吧，只会给你的朋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之后我又发出一条短信给给三位朋友，你们又失态地叫嚣：“发吧发吧，发了也没用。”信息传播出去后，我先是收到了滕彪律师的慰问电话，后来又有几位热心网友打来电话慰问。你们便更加失态地想抢夺我的手机暂扣，企图侵犯我的通信自由权，最后你们不再试图抢夺手机的条件是逼我关机。这就是你所说的人性化的政府吗？泡沫的比喻用在你们自己身上最恰当不过了，你们这些助纣为虐者和雇佣你们做打手的政府正用谎言吹着一个泡沫，而谎言的泡沫破碎之时，你们将何去何从？当你们的后代知晓他们的母辈父辈原来是一群为了不正当利益而打压那些为中国能早日摆脱死荫、脱离黑暗而无悔付出的人士时，他们该多么为你们感到羞愧啊？请你们转告党国，休想用威逼恐吓的伎俩来遏止我们的脚步。不要以为这样能让我们害怕，让我们退缩，我和古川原本比较低调，但是这次我们要高调地宣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你们最恐怖的手段无非是将人投入囚牢，秦永敏、胡佳、刘晓波、杜导斌、谭作人、陈道军、赵连海、周莉……你们囚禁的还少吗？历史耻辱柱上不怕再多记载一次你们干的坏事。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打破恐惧、挺身而出，让人挤满你们的监狱，去创造另一个中国奇迹吧！

古川在东小口派出所被你们传唤期间，手机被迫关机，你们还多次出语污蔑古川是汉奸、走狗，并挑衅说：“你就是张祖桦的一条狗，是他的棋子。”张祖桦先生与我们亦师亦友，他的为人令我们十分敬重。你们才恰恰是恶主豢养出来的一群恶奴恶狗，你们的恶主通过掠夺别人的财富来圈养你们以便随时放你们出去咬人。当被咬者聚拢反抗的时候，恶主只会逃之夭夭把罪责推卸在你们这群恶奴恶狗身上，一如当年的毛泽东把杀戮的罪行推卸给四人帮一样。你们还恐吓说维权人士都没有好下场，是啊，你们惯于罗织罪名，惯于因言治罪，惯于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打压异己。我们身上还有良善、正义感、羞耻感，既然选择了忠于自己的良心，我们又怎会被你们的威逼恐吓所吓倒？

我从来不相信选择警察这个职业有你们不得已的苦衷，世上可以谋生的职业有很多种，你既然选择了助纣为虐就不要鼓吹除了警察这个职业我什么都不会做了，总要工作谋生的不要戴有色眼镜看我们。难道扫大街、工地运砖都不会？休要为自己的私欲辩解，除非你不再助纣为虐。

据古川了解，4月10日下午准备举行的环保会议被迫取消，9日、10日两日遭到骚扰的会议相关人士至少有：张祖桦、李智英、王德邦、王京龙、王俊秀、陈永苗、姚遥、梁晓燕、谢强等十几人。北京市国保大队真可谓倾城出动，主要攻击调查的对象就是维权网（www.crd-net.ord），传唤古川的理由也是当局认为我们与维权网存在关系，对此古川予以否定。当局指责维权网背后是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二者背后又是美国国会，总之生怕美国成为中国的大敌。甚至有警察对王俊秀说：“难道你希望八国联军再次进北京吗？”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全世界都可以成为党国的假想敌，更何况一个个小小屁民？

无论你们以什么理由抢夺走我们的私人物品，请尽快归还。今天是距我们的私人物品被劫的第四天，我们会不停地追讨，直到物归原主。除了创世真神耶和华之外，没人有能力夺走光明，光总会刺痛黑暗，黑暗终有过去的一天，正义终有覆灭不义的一天。这末日的疯狂能撑到几时呢？

2010年4月12日

李昕艾：一党独裁恶权不断戕害儿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1/29/2009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以掠夺、奴役中国人民为终极目的的中共反动极权集团，是天然的与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未来为敌，所以蒙蔽、愚弄、奴化、杀戮中国人民，破坏教育、毁灭青少年也就成了中共反动极权集团几十年来一如既往的不变方针……‘断子绝孙’，是中国人最恶毒的诅咒，也是最惨烈的惩罚。中国人何其不幸，要受这样的诅咒，要受这样的惩罚？这真正该断子绝孙的中国共产党！”武宜三先生在《谁在制造新的“断子绝孙群体”》一文中如是抨击。此言不虚，中共统治60年来，生活环境与人权环境的极度恶化致使中国儿童身心倍受摧残。这里没有“祖国的花朵”，也没有“祖国的未来”。祸国殃民的计划生育政策已使中国快速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年轻一代则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而邪恶的现实及各种血的事实都证实中国儿童陷入集体被自杀的危险正一步步一语成谶。

2009年11月3日，一对父母带着眼部发炎的5月龄孩子徐宝宝到南京儿童医院就诊随后住院，当晚的值班医生却因上网玩游戏而冷漠且极不负责任地处置患儿，即使徐母三次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下跪也无济于事。次日，徐宝宝就死在了这个医院。

2009年11月12日，山东济南一名身体不适的7岁男孩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住地附近的卫生室就医，次日便在输液的过程中猝死在卫生室内，期间男孩出现异常情况，但卫生室负责人及医护人员并未纠正治疗。

2009年11月19日晚，江西一名两岁半女孩发烧被父母送往江西省儿童医院就医，经医生治疗并确认无事后患儿被打发随父母回家。次日，女孩病情恶化再次被送往江西省儿童医院抢救，6小时后便不治身亡。……

一个个幼小鲜活的生命还没来得及认知世界，就这样被冷漠、不负责任、不专业所吞噬。被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那没被曝光的呢？在中国，每天要上演多少人祸造成的天人永隔的悲剧啊！

60年来，中共政权以国家的名义垄断着医疗、教育、通讯、媒体甚至公民的基本生存权。生活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大气污染、水污染严重侵害了所有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儿童受害最深。鲜活的生命从一出生甚至在娘胎里就每天呼吸着肮脏的空气，吸收着有毒的食物。从此，中国婴儿深受呼吸道疾病困扰，在这块被糟蹋的土地上已鲜有呼吸道完全健康的孩子。因环境污染而患病的人数在中国每年不断攀升，“祖国的未来”在哪里呢？生在中国是一种不幸！癌症村、肺矽病村、艾滋病村……我们每个人不知不觉都处在了亚健康甚至被慢性自杀中。由于医疗被垄断，医生普遍业务素质低且态度恶劣，医疗费用更是贵得令患者望而却步。多少人治不起病，要躺在病床上等死？即使勉强凑钱看得起病的，也难免不被误诊而死。这是一个我们被逼不得不走上维权之路的时代，为自己，更为后代。

我的切身经历已令我痛知强权的罪恶，人权的珍贵。2009年10月我的孩子无独有偶也中招感冒，在社区医院被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照方吃药后并没有康复，只好再次带孩子去医院，这次被诊断为肺炎、肠炎，连续输液六天。我一直质疑中国医院医生的医术及医德，加之该医院医生一会承诺输液四天就彻底康复一会又说至少需要输液七天一会却说要十天半个月能康复，我更加疑虑了，遂带孩子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就医。中日的医生给出诊断为喘息性支气管炎，否定了社区医院医生的诊断，让再输液一天就可以了。大大小小的医院每天都充斥着患呼吸道疾病的孩子，在中日我遇到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女孩，被诊断为患了终身无法治愈的呼吸道顽疾鼻炎。而医生也明确告知我，我的孩子所患的支气管炎也很难根治，时而会复发的。孩子这么小就要为环境污染付出健康代价，我感到十分痛心！

七天，孩子的头部被输液针整整扎了七天，每次在身旁看着孩子大声哭闹，作为母亲的我撕心裂肺、肝肠寸断，宁愿替孩子承受这一切。当我找到社区医院质问诊断有误的时候，医院负责人却理直气壮地坚称肺炎肠炎的诊断没错，说“每个医院都有每个医院的诊断结果，你到北京儿童医院去看，肯定到时又给出另一个诊断结果了。孩子由感冒发展成肺炎全是你们父母耽误的结果，没尽好做父母的责任，怪不到医院的。”

从住院生孩子到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生病去医院看医生，我一次次领教了医院的不负责任、医生的趾高气昂，还有令人咋舌的高昂的医疗费用。生孩子花费近10000元，孩子此次生病花费粗略算下来有1500-2000元，真是尽如网民调侃的“生不起，病不起”啊！如果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我可以不必忍受“国有”的糟粕；如果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我们的后代还可以有生存的未来。

想到多年后孩子的学校教育问题，我也深感焦虑。目前中国这严重畸形的教育制度令任何崇尚普世价值的人都不敢苟同，我也曾在《中国式“恐怖”儿童教育》中批评过现行教育制度对儿童的戕害。当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中国的教育制度若仍没有变革成公民教育的话，我将不送孩子进学校受毒害。教育被“国有”霸占的现实状况下，儿童的受教育权被严重损害，“祖国的花朵”无一例外都成了制度的牺牲品。

512大地震中，许多学生因豆腐渣教学楼倒塌而被害死，政府没有问责相关人员，没有罪己诏，没有向罹难学生父母道歉。谭作人先生起草了《5？12学生档案》倡议书，呼吁民间进行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的调查，为此谭于2009年3月被成都警方拘留，罪名却是荒唐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艾未未先生也因参与此次公民调查并准备为谭作人出庭作证而遭成都警方殴打和拘禁，艾被打致颅内出血幸在德国及时获手术治疗得以康复。如今艾又遭警方骚扰查其银行账户，在这银行也完全“国有”的国度，公民毫无安全感可言。

2009年11月13日，毒奶粉事件中受害儿童家长赵连海先生因一直参与结石宝宝维权行动而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婴儿不但每天呼吸的空气遭污染，连吃的奶粉都有毒，而当你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行动起来时却被视为“国家的敌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里只有强权，没有人权。只要我大权在握呼风唤雨，我管你死活管你断子绝孙的，这便是中共强盗政权的逻辑。

我不禁想起盲人歌手周云蓬先生那首《中国孩子》，闻之令人心肺俱裂。“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多少次，只因我们面对强权的懦弱而使生命如草芥。怀胎八月即将临产的孕妇可以被政府人员以“执行国策”的名义强行引产；被流产引产的婴儿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炖成号称大补的婴儿汤送到成年人嘴边享用……什么样的国度才会有如此骇人听闻的恶事？网易（www.163.com）曾在2006年9月做过一次“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网上投票调查，十来天的时间在一万多网友参与投票的过程中，竟有高达65%的人明确表示来生不愿做中国人。的确，没有人希望自己及后代生活在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没有诚信、没有爱的国度里，我们唯愿生在那自由民主的中国，而这要靠我们这代人的不懈努力。

“在《零八宪章》公布一周年之际，以向1 到10位朋友宣传其内容或鼓励1名认同其内容的朋友参与联署来纪念这个日子。”这是今年部分《零八宪章》签署人在“致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的倡议书”中所提倡议之一。2008年12月10日，这份由国内各界人士联署的公民宣言式主张一年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认同，签名者已过万。

“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公民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等诸多方面的合理诉求恰是我们这代人努力争取的方向，为了后代——那些成长中的婴孩能每日呼吸新鲜空气、身体康健、笑容灿烂，我们不能再犹豫该不该签名。传播普世价值，推动中国民主转型，为孩子留下一块干净的土地、一片蔚蓝的天空。

2009年11月26日于感恩节并杨佳就义一周年之际

李昕艾：不维权，每个人都将被戕

文章来源：公民月刊　更新时间：6/11/2009

“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老婆不是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总结（八个大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网络间流传的这段文字再次暴露了当下大多数中国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缺乏甚至被掠夺掉人权、公民权的社会，我们注定要成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大多数。

拿我的亲身经历来看，中国公民在社会方方面面所普遍遭受的权利受侵害状况相当严重。

五月初，我到北京市海淀妇幼保健院住院生孩子，办入院手续之初医院首先强行卖给你一份待产包（其中的物品大多已自备），收费300元。住院六天下来，平均每日近1000元的费用，其中很多收费都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比如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每天护士巡视一番，给你量量体温就算护理了；护士挤一下你的乳房看有无奶水，居然成了“乳房按摩”收费10元；无论有无家属陪床每天都收陪床费1元，而这陪床的“床”却只是一把破旧的椅子……更可恶的是，每次医生、护士都是先斩后奏，从来不事先跟住院者商量这项需不需要做、那项怎么收费，等你一查询已花住院费用才了解原来这收费多少那收费多少，而其中很多检查、用药根本都是不必要的，你只有糊里糊涂地任人宰割。我只好忍着剖宫产伤口的疼痛找医院查问，每次医院的工作人员都理直气壮地巧言争辩，抛出些“我们的收费标准都是按国家统一规定来的，不会有问题。我们是全北京收费最低的医院了，你就是怕花钱吧……”之类的话搪塞你，对于你的具体问题根本不屑解释，蛮横地认为他们的各项收费理所当然，不必事先告知你，反正收了就是收了。

出院结算时又多收了我15元的费用，住院处的护士长一直强调医院不会收错费用，态度极其蛮横，我据理力争，最后她不得不承认确实多收了15元，并轻描淡写地解释是电脑自动生成的费用，会退还的。我仍感到我的权利受到了相当严重的侵犯，很多费用还是不明不白的令人一头雾水，而医院方一句“按国家规定”后就不愿搭理你了。我无法不感喟专制国度下，任何被囊括进国家体制的机构都在无耻且无畏地垄断着公民的生命财产，扭曲着其工作人员的人性。

专制者用“和谐社会”的口号和假象警戒、教化民间大众的收效越来越小，当“人民苦秦久已”时，民间大众总会一天天觉醒、成长起来。“和谐社会”不过是一句笑话，被网民调侃成“中央机关出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地方政府对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和谐社会。”

最近在网络上引发震动的邓玉娇案再次暴露了专制社会的危机。国新办网络局就此给各大新闻网站发出通知，要求“邓玉娇案的报道，网站要尽快降温”；“新闻跟帖要实行总量控制，严格实行先审后发”：“不得在网上搞签名、调查活动”：“各地各网站，要密切关注此案的有关舆情，确保网上舆论‘平稳有序’”等。一个邓玉娇，一群“不明真相”的网友，再次触动当局的敏感神经，只好重玩封杀、混淆视听、恐吓的把戏。

据媒体报道，5月21日邓玉娇案的两位代理律师夏霖、夏楠与邓玉娇结束会谈走出看守所后，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夏霖律师一度痛哭失声，多次失态。夏霖、夏楠两位律师是我一直欣赏和敬佩的朋友，都是性情中人。夏楠也就是楚望台年轻有为，有一手好文笔；我与夏霖谋面不多，交谈也不多，但强烈地感觉到了他的正义感。他曾免费为崔英杰作过辩护律师，在崔英杰案的研讨会上我们第一次谋面。两位律师的失声哭泣为我所震动，可见邓玉娇受侵害之惨烈。

5月23日荆楚网报记者从湖北省巴东县政府新闻办关于“邓玉娇案”的最新情况通报获悉，警方证实不存在邓玉娇被强奸的事实，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已声明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可见邓母已受到当局的强大压力，并很可能像杨佳母亲王静梅一样被控制起来。

邓玉娇的命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亚于当年的瓮安事件、杨佳事件。在网络上，邓玉娇已被称为“2009年第一烈女”、“侠女”，甚至有人为其立传。在这毫无人权可言的国度，我们每个人都随时有受侵害的无限可能。不维权，每个人都将被戕害；哪怕维权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总比逆来顺受要有出路得多。怒而抗城管的崔英杰，怒闯上海市公安局的杨佳，怒杀淫贱官员的邓玉娇……下一个会是谁？

邓玉娇的行为应该属于正当防卫，只因她杀的是官员，她挑战了企图控制着人民行动与思想的极权机器，所以邓玉娇案与杨佳案一样变得不一般了。为了避免成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大多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我们都该像杨佳、邓玉娇一样奋起捍卫自己的权益，否则只能成为恶狼口下的羔羊、极权机器的牺牲品。

李昕艾：“盛世”的祭奠——《霸王别姬》里的真实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1/25/2007

“小尼姑年方二八/却被师父削去了头发/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一顿顿痛打没有使他轻易改口，唱错了？那是来自一个少年内心的抗拒，他是个男孩子，他不想被当作女孩也不想成为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怪物。可心灵的挣扎与反抗无力突破肉体自由的被禁锢，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无望的。当他接受了既成现实，曲也就唱通顺了；他爱上了《霸王别姬》，爱上了京剧这门艺术，可他始终是忧郁的，他的人生是晦暗的。

导演陈凯歌游离在”形势一片大好”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以一种政治批判性的眼光导演了一段颇具讽刺性的故事。世代的中国人都向往一种”太平盛世”，历代的太祖、高祖也都心机算尽营造一种”盛世昌和”的宏大氛围以麻痹渴望”盛世”的老百姓。对”盛世”的渴求正暴露了人们的那种安于被统治的奴隶状态，有多少”盛世”下掩盖着最大的血腥和残暴啊！”盛世”是自欺欺人，是愚民假象。陈凯歌敏锐地提出了对”盛世”的质疑，《霸王别姬》乱世演过红过，而”盛世”里《霸王别姬》成了一场冷清的祭奠。虞姬向剑而死，完成了对楚霸王的忠挚，也完成了对那即将开始的”大汉盛世”的反抗到底和无限蔑视。而程蝶衣在残酷的文革时没有倒下却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时拔剑自杀，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反讽呢？《霸王别姬》在我看来是陈凯歌导演的比较不错的一部片子，比之媚俗片大有思考性。依余华小说《活着》改编成的电影同样值得一看，既然我们活着，那么就要有记忆地活、明白地活。

程蝶衣和段小楼的第一次成功演出是为一个老太监张公公——中国社会文化里特有的一类人，清朝已亡他还有些余威。当这个疯狂、变态的老太监派人把年少的程蝶衣送来，看着眼前这个女相的男孩，他那双老眼欲火中烧，他寻求着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老太监知道自己的无能，他抑郁、愤懑，可他又是跋扈、蛮傲的，他极力用权势、暴戾掩饰自己作为男人的不完整。但当他为男孩端来接尿的名贵器皿，看到男孩那传宗接代的物什时，他激动了，像一头迷路后终于找到家的野兽，比起其他男人张公公什么都不缺，而他最缺的却永远得不到。太监有着对男性生殖器几近变态的崇拜和嫉妒。而号称戏霸的袁世卿也呈现给观众类似的病态。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一群性格扭曲、分裂、变态的人们。

戏里戏外人的命运有着相似性。人演戏戏述人，五彩的面具和多彩的粉饰掩盖了人脸的底色。程蝶衣是忧郁的，角儿的生活并未让他感到踏实。他抽大烟来缓解心灵的痛苦与创伤，”娘，水都冻冰了”他重复着，或许他想要的只是一个普通男人的正常生活。恍惚中他就和虞姬成了一体，甚至觉得自己才是不真实的、是虚幻的。

动荡的年代，日本人打进来，程蝶衣在演；日本投降内战起来，国民党兵站在台下，程蝶衣也在演。国民党兵不懂欣赏只会捣乱，段小楼护住程蝶衣说，”各位老总，日本人在台下都没用手电晃过人，没有这么办的……”于是戏园子被砸了，程蝶衣以汉奸罪被掳走。在袁世卿的安排和活动下，程蝶衣没事了，可他却在法庭上语惊四座”如果青木活着，京剧就传到日本去了。”程蝶衣是看重京剧这门艺术的，他遇到了日本人青木这个知音，”汉奸”的罪名他不在乎，生死也已看得很淡。解放了，台下的观众变成了红军，程蝶衣因抽大烟过度嗓子突发不适而不能继续，他很恐惧，段小楼惶恐地带着他忙不停作揖，却听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和集体高唱起的革命歌曲。二人都如释重负，段小楼以为有”盛世元音”了，可”盛世元音”终归是虚幻的飘渺的。接下来是长达二十二年的不登台不演出，”盛世元音”的梦碎了。乱世里艺术还能继续，可在这”盛世”里艺术却停了断了。程蝶衣明白艺术不能等，艺术等不及就废了。

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感情是微妙的。十一年未见面的师兄弟再次登上阔别已久的戏台重温往日时光，孤独的灯光打亮冷清的台上站着的师兄弟二人。程蝶衣像虞姬一样完成了他该完成的，乌江岸剩下孤身的项羽，空荡的戏台上留下孤寂的段小楼，同样的悲抑。

当翻身的年轻人要穿着劳动人民的服装演绎京剧时，程蝶衣对这种胡乱改造是根本不同意的，他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不是阶级斗争。可他错了，在那样一个时代，艺术是没有资格与”革命”站在同一地位说话的，艺术要为”革命”服务，否则你不就是反人民吗？太多大而合情合理的罪名都会砸向你的稚纯。程蝶衣是不懂也不管这些的，他只关心京剧应该怎么演才叫京剧。于是灾难来了，再次上演《霸王别姬》时他被与劳动人民同一战线的青年替换了，这个曾被程蝶衣捡回来现已长大的弃婴小四开始百般挤兑师父。小四成了在社会整体氛围醺染下脱胎换骨的一代“新人”。这是电影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人物。

程蝶衣把自己关到屋子里，卸妆回来的段小楼安慰他叫他开门，程蝶衣没有动，只是说了一句”虞姬是怎么死的！”像反问又像自问，落寞、绝望、虚无……门里的他在一步步向虞姬靠近，门外的段小楼喊，”可那是戏，是戏！”这是个糟蹋艺术的时代，艺术的命运就如一颗卑贱的野草，”革命”随时可以判它死刑。程蝶衣似乎明白了什么，放一把火烧毁了那件件他所钟爱的戏服，他的心也随之而去。

“文革”是一场暴风雨似的集体灾难。畜牲般的红卫兵们高昂地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处充斥着暴力倾向、血腥味道，反人道反人性达到了极点。兽性的释放，疯狂地践行杀戮的快感，冷酷残暴的无限量发泄，人人都成了嗜血狂。领袖的巨幅画像在画面里晃动，红卫兵、革命歌曲……一派激昂景象。领袖要继续历代太祖、高祖的”丰功伟绩”，而且要超越他们，将”盛世”进行到底。领袖深谙”盛世”的来到需要流血，于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这个”盛世”令人心惊胆战。人人都是疯子，人人也都被逼成了疯子。

那一夜段小楼与妻子菊仙的活动全被窗外一张戴眼镜的脸窥见。镜头里那张窥视的脸是模糊的，是的，我们看不清窥私者。那是一个有窥私癖的时代，人人都在被监视，可人人又都说不出窥私者的具像。那个时代的人都是窥私者也都是被窥私者。没有人会跟你讲人道、同情，只有”革命”、”揭发”才是最神圣最荣耀的。人的尊严，人生的价值被扭曲殆尽。

大规模的相互构陷、揭发开始了，昔日情同手足的师兄弟、恩爱的夫妻以保全自己而以伤害对方为快。当段小楼喊出”程蝶衣是汉奸”、”他给袁世卿当……”时，程蝶衣惊呆了，菊仙也呆住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演西楚霸王、那么有骨气的男儿会被扭曲到这种地步。程蝶衣伤心欲绝声嘶力竭地骂”连你这个楚霸王都跪下求饶，京剧完了，京剧完了……”他转过身开始疯狂攻击菊仙。菊仙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她由呆而惊疑、寒心、逃避，可是段小楼又给了她重重一击，高声嚷”我不爱她”、”我和她划清界限，我和她划清界限了……”人性的恶吞噬了全部的善，世界一片冰冷，孤单的人惊惧、战栗不已，恐怖的黑夜锁住了脆弱的心灵。命运是残酷的，菊仙彻底绝望了，她毫无留恋地走向了死亡。上吊、跳楼、服毒……死亡是那个时代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事。亲情、友情、尊严、信任的丧失，人性也随之覆灭。丧钟为谁而鸣？挽歌为谁而吟？程段二人活在这样一个荒谬绝伦旷世难寻的时代注定是可悲的，似乎确不如霸王虞姬幸运，至少他们之间没有背弃和伤害。程段二人的命运是卑微和可怜的，少了霸王别姬的悲怆。

一个错误的荒诞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时代到来，孕育着“盛世”的时代即将登场，可是程蝶衣觉得该结束了，是该结束了。他演不起，再也演不起，有些伤口是永远医不好的，还是寻虞姬的脚步而去，哪怕空留乌江岸的悲壮。伴着背景音乐《歌唱祖国》，他笑着，眼里闪动着回归的满足与释然，一霎时剑与肉身磨擦出死亡之音。戏里的虞姬完成了她的仪式，戏外的程蝶衣完成了他的信念。

我在想一而再、再而三地筛选记忆，我们该不该这么活着？会不会最终有一天我们不自觉地已酝酿出了一场自己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