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艾：“盛世”的祭奠——《霸王别姬》里的真实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1/25/2007

“小尼姑年方二八/却被师父削去了头发/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一顿顿痛打没有使他轻易改口，唱错了？那是来自一个少年内心的抗拒，他是个男孩子，他不想被当作女孩也不想成为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怪物。可心灵的挣扎与反抗无力突破肉体自由的被禁锢，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无望的。当他接受了既成现实，曲也就唱通顺了；他爱上了《霸王别姬》，爱上了京剧这门艺术，可他始终是忧郁的，他的人生是晦暗的。

导演陈凯歌游离在”形势一片大好”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以一种政治批判性的眼光导演了一段颇具讽刺性的故事。世代的中国人都向往一种”太平盛世”，历代的太祖、高祖也都心机算尽营造一种”盛世昌和”的宏大氛围以麻痹渴望”盛世”的老百姓。对”盛世”的渴求正暴露了人们的那种安于被统治的奴隶状态，有多少”盛世”下掩盖着最大的血腥和残暴啊！”盛世”是自欺欺人，是愚民假象。陈凯歌敏锐地提出了对”盛世”的质疑，《霸王别姬》乱世演过红过，而”盛世”里《霸王别姬》成了一场冷清的祭奠。虞姬向剑而死，完成了对楚霸王的忠挚，也完成了对那即将开始的”大汉盛世”的反抗到底和无限蔑视。而程蝶衣在残酷的文革时没有倒下却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时拔剑自杀，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反讽呢？《霸王别姬》在我看来是陈凯歌导演的比较不错的一部片子，比之媚俗片大有思考性。依余华小说《活着》改编成的电影同样值得一看，既然我们活着，那么就要有记忆地活、明白地活。

程蝶衣和段小楼的第一次成功演出是为一个老太监张公公——中国社会文化里特有的一类人，清朝已亡他还有些余威。当这个疯狂、变态的老太监派人把年少的程蝶衣送来，看着眼前这个女相的男孩，他那双老眼欲火中烧，他寻求着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老太监知道自己的无能，他抑郁、愤懑，可他又是跋扈、蛮傲的，他极力用权势、暴戾掩饰自己作为男人的不完整。但当他为男孩端来接尿的名贵器皿，看到男孩那传宗接代的物什时，他激动了，像一头迷路后终于找到家的野兽，比起其他男人张公公什么都不缺，而他最缺的却永远得不到。太监有着对男性生殖器几近变态的崇拜和嫉妒。而号称戏霸的袁世卿也呈现给观众类似的病态。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一群性格扭曲、分裂、变态的人们。

戏里戏外人的命运有着相似性。人演戏戏述人，五彩的面具和多彩的粉饰掩盖了人脸的底色。程蝶衣是忧郁的，角儿的生活并未让他感到踏实。他抽大烟来缓解心灵的痛苦与创伤，”娘，水都冻冰了”他重复着，或许他想要的只是一个普通男人的正常生活。恍惚中他就和虞姬成了一体，甚至觉得自己才是不真实的、是虚幻的。

动荡的年代，日本人打进来，程蝶衣在演；日本投降内战起来，国民党兵站在台下，程蝶衣也在演。国民党兵不懂欣赏只会捣乱，段小楼护住程蝶衣说，”各位老总，日本人在台下都没用手电晃过人，没有这么办的……”于是戏园子被砸了，程蝶衣以汉奸罪被掳走。在袁世卿的安排和活动下，程蝶衣没事了，可他却在法庭上语惊四座”如果青木活着，京剧就传到日本去了。”程蝶衣是看重京剧这门艺术的，他遇到了日本人青木这个知音，”汉奸”的罪名他不在乎，生死也已看得很淡。解放了，台下的观众变成了红军，程蝶衣因抽大烟过度嗓子突发不适而不能继续，他很恐惧，段小楼惶恐地带着他忙不停作揖，却听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和集体高唱起的革命歌曲。二人都如释重负，段小楼以为有”盛世元音”了，可”盛世元音”终归是虚幻的飘渺的。接下来是长达二十二年的不登台不演出，”盛世元音”的梦碎了。乱世里艺术还能继续，可在这”盛世”里艺术却停了断了。程蝶衣明白艺术不能等，艺术等不及就废了。

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感情是微妙的。十一年未见面的师兄弟再次登上阔别已久的戏台重温往日时光，孤独的灯光打亮冷清的台上站着的师兄弟二人。程蝶衣像虞姬一样完成了他该完成的，乌江岸剩下孤身的项羽，空荡的戏台上留下孤寂的段小楼，同样的悲抑。

当翻身的年轻人要穿着劳动人民的服装演绎京剧时，程蝶衣对这种胡乱改造是根本不同意的，他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不是阶级斗争。可他错了，在那样一个时代，艺术是没有资格与”革命”站在同一地位说话的，艺术要为”革命”服务，否则你不就是反人民吗？太多大而合情合理的罪名都会砸向你的稚纯。程蝶衣是不懂也不管这些的，他只关心京剧应该怎么演才叫京剧。于是灾难来了，再次上演《霸王别姬》时他被与劳动人民同一战线的青年替换了，这个曾被程蝶衣捡回来现已长大的弃婴小四开始百般挤兑师父。小四成了在社会整体氛围醺染下脱胎换骨的一代“新人”。这是电影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人物。

程蝶衣把自己关到屋子里，卸妆回来的段小楼安慰他叫他开门，程蝶衣没有动，只是说了一句”虞姬是怎么死的！”像反问又像自问，落寞、绝望、虚无……门里的他在一步步向虞姬靠近，门外的段小楼喊，”可那是戏，是戏！”这是个糟蹋艺术的时代，艺术的命运就如一颗卑贱的野草，”革命”随时可以判它死刑。程蝶衣似乎明白了什么，放一把火烧毁了那件件他所钟爱的戏服，他的心也随之而去。

“文革”是一场暴风雨似的集体灾难。畜牲般的红卫兵们高昂地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处充斥着暴力倾向、血腥味道，反人道反人性达到了极点。兽性的释放，疯狂地践行杀戮的快感，冷酷残暴的无限量发泄，人人都成了嗜血狂。领袖的巨幅画像在画面里晃动，红卫兵、革命歌曲……一派激昂景象。领袖要继续历代太祖、高祖的”丰功伟绩”，而且要超越他们，将”盛世”进行到底。领袖深谙”盛世”的来到需要流血，于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这个”盛世”令人心惊胆战。人人都是疯子，人人也都被逼成了疯子。

那一夜段小楼与妻子菊仙的活动全被窗外一张戴眼镜的脸窥见。镜头里那张窥视的脸是模糊的，是的，我们看不清窥私者。那是一个有窥私癖的时代，人人都在被监视，可人人又都说不出窥私者的具像。那个时代的人都是窥私者也都是被窥私者。没有人会跟你讲人道、同情，只有”革命”、”揭发”才是最神圣最荣耀的。人的尊严，人生的价值被扭曲殆尽。

大规模的相互构陷、揭发开始了，昔日情同手足的师兄弟、恩爱的夫妻以保全自己而以伤害对方为快。当段小楼喊出”程蝶衣是汉奸”、”他给袁世卿当……”时，程蝶衣惊呆了，菊仙也呆住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演西楚霸王、那么有骨气的男儿会被扭曲到这种地步。程蝶衣伤心欲绝声嘶力竭地骂”连你这个楚霸王都跪下求饶，京剧完了，京剧完了……”他转过身开始疯狂攻击菊仙。菊仙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她由呆而惊疑、寒心、逃避，可是段小楼又给了她重重一击，高声嚷”我不爱她”、”我和她划清界限，我和她划清界限了……”人性的恶吞噬了全部的善，世界一片冰冷，孤单的人惊惧、战栗不已，恐怖的黑夜锁住了脆弱的心灵。命运是残酷的，菊仙彻底绝望了，她毫无留恋地走向了死亡。上吊、跳楼、服毒……死亡是那个时代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事。亲情、友情、尊严、信任的丧失，人性也随之覆灭。丧钟为谁而鸣？挽歌为谁而吟？程段二人活在这样一个荒谬绝伦旷世难寻的时代注定是可悲的，似乎确不如霸王虞姬幸运，至少他们之间没有背弃和伤害。程段二人的命运是卑微和可怜的，少了霸王别姬的悲怆。

一个错误的荒诞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时代到来，孕育着“盛世”的时代即将登场，可是程蝶衣觉得该结束了，是该结束了。他演不起，再也演不起，有些伤口是永远医不好的，还是寻虞姬的脚步而去，哪怕空留乌江岸的悲壮。伴着背景音乐《歌唱祖国》，他笑着，眼里闪动着回归的满足与释然，一霎时剑与肉身磨擦出死亡之音。戏里的虞姬完成了她的仪式，戏外的程蝶衣完成了他的信念。

我在想一而再、再而三地筛选记忆，我们该不该这么活着？会不会最终有一天我们不自觉地已酝酿出了一场自己的祭奠？

李昕艾：为何公民对中国的司法不信任？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3月31日02时38分发布

前些天看了电视剧《杨三姐告状》，清末的吏治腐败使民女杨三娥为姐姐申冤而受尽磨难，令人颇有感触。表面看杨三姐的阻力来自财大势大的被告高家，认钱认权不认人的县衙、府衙，了解真相却被迫不能或不敢说出真相的小民这三方面，而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

以“皇权”为中心的清朝，在王朝末期已达致官逼民反、怨声载道的崩溃局面，官员的腐败没有机制来约束，而权势即一切的社会价值体系又助长了统治层的嚣张气焰，统治层并非不怕民众揭竿而起颠覆江山，最坐立不安的是最高统治者。其实最高统治者很担忧，恐怕连觉都睡不香甜，大厦将倾之刻即是他本人命绝之时。而官僚阶层则会延续下来，无非改朝换代，改了姓氏的江山仍需要官僚，社会本质上不会发生变化。民还是民，官还是民的父母，而爬上最高统治者位子的皇帝，无论他大权在握之前是土匪出身也好、流氓出身也罢，总之皇帝的历史从至高无上这一刻才开始，他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而官就是一个县、府的土皇帝，县衙仿佛官老爷的私家公寓，民众击鼓可以鸣冤，而冤能不能得申却完全取赖于父母官的个人道德水准。在一个价值体系混乱的皇权专制社会里，民众遇见道德水准高、勇于承担得罪权势的严重后果的官的几率很小。所以当一个个体挺身而出为权利而战时，不能依赖“青天大老爷”的出现，而是寄希望于体制的人性化文明化的进步与完善。

杨三姐在发现姐姐是被人下毒致死后，毅然决然地选择告状之途去为地下的姐姐申冤，而不顾旁观者的劝阻：“你是斗不过高家人的！”第一次升堂后，杨三姐似乎看到了正义的力量：大人会秉公执法的。可是一切幻像破灭得快而狠，第二次升堂前，高家给了县衙一万两银子和一尊价值不菲的古董，于是疑犯平安地回家了，所有的证人都翻供了，杨二娥非中毒而亡，乃疾病致死。杨三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没有妥协，但她开始领悟这个世界跟她想得不一样。之后杨三姐策略地从高家要走三万两银子，再次去告状，把银票给了县衙，并签订协议要求县衙一定得还冤死的杨二娥一个公道。疑犯又被抓去，高家不得已又拿出四万两银子去贿赂县衙，县官收了双方的银子，只好为双方都办点事，于是高家的一个丫鬟成了替罪羊，疑犯被换出，替罪羊被砍头示众。县衙、高家以为，有人给偿命了，杨三娥这下总该死心了吧。可是这个坚强倔强的民女还是不服，因为她知道真凶还在逍遥法外，她哭过也灰心失望过，但仍是坚持要告状。

杨三姐对县衙已失去信心，她不得不寄希望于更高一级的府衙。于是她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府衙击鼓鸣冤，并把高家和县衙一块告了。民告官，让府衙的老爷大吃一惊，这位官僚还是有一定的道德涵养的，他答应为杨三姐申冤，之后并真的将真凶高家二少爷高成栋抓来打进了死牢。可是这位官老爷很快也倒戈了，高家老爷出面把儿子从死牢里又捞了出来，杨三姐白叩谢“青天大老爷”了。这次，杨三姐是绝望了，可她并不死心，她还想找机会告状。高家也使出黑社会的手段来，企图让这个“刁民”无声无息地消失。杨三姐的母亲被逼死，她逃亡了，心里有千个万个不服也只好装着，她彻底绝望了。

清朝覆亡，民国政府成立，此时已不再信任政府的杨三姐终于在“新时代”为姐姐申了冤。虽然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的思路不可取，但杨三姐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钦佩。在当下，我们未必有杨三姐的勇气，也未必有杨三姐幸运。毕竟这个时代不一定比当时有所进步，甚至现在的社会环境比当时潜在更险恶的因素，可是告状的司法之路还得走下去，以暴易暴，以黑抗黑，并不能为社会体制带来本质的变革。

耳闻眼见过的众多司法腐败、判决不公等事实，为每个公民寻求法治之途都种下了深深的阴影。为什么公民对司法存在极大的不信任？仅仅因为某些执法者徇私枉法，某些利益集团腿长胳膊粗吗？实质在于制度本身的顽疾，司法不独立，金字塔型的权利结构环环相扣，腐败丛生，利益链动一伤百，于是都成了一家人，什么独立、公正都成了空谈。深陷在制度怪圈中的司法，只能成了法治的代名词，很多公民并不相信这条路。“没有一点关系，普通的小民去打官司，不是输就是被折腾够呛！”再加之昂贵的官司费用，没完没了的时间拖延，都打消着公民迈出法律之步的积极性，于是更多的公民遇事选择私了，或者忍气吞声，免得陷入麻烦之中。“清王朝还能击鼓鸣冤呢，可是我们跑趟法院都不一定有人搭理！”我看到听到的更多的是人们对司法的抱怨和抗议，而这种情绪来自于人们对司法的普遍不信任感。

以我个人为例，我状告中国移动侵犯通信自由权一案，整个诉讼过程下来，我也感到有点筋疲力尽，真是鲜有杨三姐的那种毅力。如果有一个独立、透明的司法制度存在，我想我是乐于使用法律途径来解决所有纷争的。重构文明社会的价值体系，建构具有普适价值的司法体制，才是提升公民建立对司法的信心的有效途径。我们不可能像杨三姐一样等到下个时代再去申冤，这个时代的问题就该这个时代解决，而不是把官司打到下个时代来得到合理公正的解决。我们也不可能像杨三姐一样去渴望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存在，“包青天”时代是神话，一个道德水准再高的人也会在一个败坏的制度里为了生存而同流合污，贪官并不是他人本身有多坏，而是他所存在的制度把他制造成了“坏蛋”。

这是一个需要公民行动起来维权、吁求三权分立、宪政治国的时代，每个公民都不希望利益集团黑社会化，政府打手化，也不希望自己某天成为“孤岛”上的钉子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