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1/29/2009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以掠夺、奴役中国人民为终极目的的中共反动极权集团，是天然的与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未来为敌，所以蒙蔽、愚弄、奴化、杀戮中国人民，破坏教育、毁灭青少年也就成了中共反动极权集团几十年来一如既往的不变方针……‘断子绝孙’，是中国人最恶毒的诅咒，也是最惨烈的惩罚。中国人何其不幸，要受这样的诅咒，要受这样的惩罚？这真正该断子绝孙的中国共产党！”武宜三先生在《谁在制造新的“断子绝孙群体”》一文中如是抨击。此言不虚，中共统治60年来，生活环境与人权环境的极度恶化致使中国儿童身心倍受摧残。这里没有“祖国的花朵”，也没有“祖国的未来”。祸国殃民的计划生育政策已使中国快速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年轻一代则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而邪恶的现实及各种血的事实都证实中国儿童陷入集体被自杀的危险正一步步一语成谶。
2009年11月3日，一对父母带着眼部发炎的5月龄孩子徐宝宝到南京儿童医院就诊随后住院，当晚的值班医生却因上网玩游戏而冷漠且极不负责任地处置患儿，即使徐母三次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下跪也无济于事。次日，徐宝宝就死在了这个医院。
2009年11月12日，山东济南一名身体不适的7岁男孩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住地附近的卫生室就医，次日便在输液的过程中猝死在卫生室内，期间男孩出现异常情况，但卫生室负责人及医护人员并未纠正治疗。
2009年11月19日晚，江西一名两岁半女孩发烧被父母送往江西省儿童医院就医，经医生治疗并确认无事后患儿被打发随父母回家。次日，女孩病情恶化再次被送往江西省儿童医院抢救，6小时后便不治身亡。……
一个个幼小鲜活的生命还没来得及认知世界，就这样被冷漠、不负责任、不专业所吞噬。被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那没被曝光的呢？在中国，每天要上演多少人祸造成的天人永隔的悲剧啊！
60年来，中共政权以国家的名义垄断着医疗、教育、通讯、媒体甚至公民的基本生存权。生活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大气污染、水污染严重侵害了所有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儿童受害最深。鲜活的生命从一出生甚至在娘胎里就每天呼吸着肮脏的空气，吸收着有毒的食物。从此，中国婴儿深受呼吸道疾病困扰，在这块被糟蹋的土地上已鲜有呼吸道完全健康的孩子。因环境污染而患病的人数在中国每年不断攀升，“祖国的未来”在哪里呢？生在中国是一种不幸！癌症村、肺矽病村、艾滋病村……我们每个人不知不觉都处在了亚健康甚至被慢性自杀中。由于医疗被垄断，医生普遍业务素质低且态度恶劣，医疗费用更是贵得令患者望而却步。多少人治不起病，要躺在病床上等死？即使勉强凑钱看得起病的，也难免不被误诊而死。这是一个我们被逼不得不走上维权之路的时代，为自己，更为后代。
我的切身经历已令我痛知强权的罪恶，人权的珍贵。2009年10月我的孩子无独有偶也中招感冒，在社区医院被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照方吃药后并没有康复，只好再次带孩子去医院，这次被诊断为肺炎、肠炎，连续输液六天。我一直质疑中国医院医生的医术及医德，加之该医院医生一会承诺输液四天就彻底康复一会又说至少需要输液七天一会却说要十天半个月能康复，我更加疑虑了，遂带孩子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就医。中日的医生给出诊断为喘息性支气管炎，否定了社区医院医生的诊断，让再输液一天就可以了。大大小小的医院每天都充斥着患呼吸道疾病的孩子，在中日我遇到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女孩，被诊断为患了终身无法治愈的呼吸道顽疾鼻炎。而医生也明确告知我，我的孩子所患的支气管炎也很难根治，时而会复发的。孩子这么小就要为环境污染付出健康代价，我感到十分痛心！
七天，孩子的头部被输液针整整扎了七天，每次在身旁看着孩子大声哭闹，作为母亲的我撕心裂肺、肝肠寸断，宁愿替孩子承受这一切。当我找到社区医院质问诊断有误的时候，医院负责人却理直气壮地坚称肺炎肠炎的诊断没错，说“每个医院都有每个医院的诊断结果，你到北京儿童医院去看，肯定到时又给出另一个诊断结果了。孩子由感冒发展成肺炎全是你们父母耽误的结果，没尽好做父母的责任，怪不到医院的。”
从住院生孩子到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生病去医院看医生，我一次次领教了医院的不负责任、医生的趾高气昂，还有令人咋舌的高昂的医疗费用。生孩子花费近10000元，孩子此次生病花费粗略算下来有1500-2000元，真是尽如网民调侃的“生不起，病不起”啊！如果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我可以不必忍受“国有”的糟粕；如果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我们的后代还可以有生存的未来。
想到多年后孩子的学校教育问题，我也深感焦虑。目前中国这严重畸形的教育制度令任何崇尚普世价值的人都不敢苟同，我也曾在《中国式“恐怖”儿童教育》中批评过现行教育制度对儿童的戕害。当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中国的教育制度若仍没有变革成公民教育的话，我将不送孩子进学校受毒害。教育被“国有”霸占的现实状况下，儿童的受教育权被严重损害，“祖国的花朵”无一例外都成了制度的牺牲品。
512大地震中，许多学生因豆腐渣教学楼倒塌而被害死，政府没有问责相关人员，没有罪己诏，没有向罹难学生父母道歉。谭作人先生起草了《5？12学生档案》倡议书，呼吁民间进行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的调查，为此谭于2009年3月被成都警方拘留，罪名却是荒唐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艾未未先生也因参与此次公民调查并准备为谭作人出庭作证而遭成都警方殴打和拘禁，艾被打致颅内出血幸在德国及时获手术治疗得以康复。如今艾又遭警方骚扰查其银行账户，在这银行也完全“国有”的国度，公民毫无安全感可言。
2009年11月13日，毒奶粉事件中受害儿童家长赵连海先生因一直参与结石宝宝维权行动而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婴儿不但每天呼吸的空气遭污染，连吃的奶粉都有毒，而当你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行动起来时却被视为“国家的敌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里只有强权，没有人权。只要我大权在握呼风唤雨，我管你死活管你断子绝孙的，这便是中共强盗政权的逻辑。
我不禁想起盲人歌手周云蓬先生那首《中国孩子》，闻之令人心肺俱裂。“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多少次，只因我们面对强权的懦弱而使生命如草芥。怀胎八月即将临产的孕妇可以被政府人员以“执行国策”的名义强行引产；被流产引产的婴儿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炖成号称大补的婴儿汤送到成年人嘴边享用……什么样的国度才会有如此骇人听闻的恶事？网易（www.163.com）曾在2006年9月做过一次“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网上投票调查，十来天的时间在一万多网友参与投票的过程中，竟有高达65%的人明确表示来生不愿做中国人。的确，没有人希望自己及后代生活在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没有诚信、没有爱的国度里，我们唯愿生在那自由民主的中国，而这要靠我们这代人的不懈努力。
“在《零八宪章》公布一周年之际，以向1 到10位朋友宣传其内容或鼓励1名认同其内容的朋友参与联署来纪念这个日子。”这是今年部分《零八宪章》签署人在“致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的倡议书”中所提倡议之一。2008年12月10日，这份由国内各界人士联署的公民宣言式主张一年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认同，签名者已过万。
“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公民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等诸多方面的合理诉求恰是我们这代人努力争取的方向，为了后代——那些成长中的婴孩能每日呼吸新鲜空气、身体康健、笑容灿烂，我们不能再犹豫该不该签名。传播普世价值，推动中国民主转型，为孩子留下一块干净的土地、一片蔚蓝的天空。
2009年11月26日于感恩节并杨佳就义一周年之际
2009年11月26日星期四
2009年6月11日星期四
李昕艾：不维权，每个人都将被戕
文章来源：公民月刊 更新时间：6/11/2009
“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老婆不是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总结（八个大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网络间流传的这段文字再次暴露了当下大多数中国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缺乏甚至被掠夺掉人权、公民权的社会，我们注定要成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大多数。
拿我的亲身经历来看，中国公民在社会方方面面所普遍遭受的权利受侵害状况相当严重。
五月初，我到北京市海淀妇幼保健院住院生孩子，办入院手续之初医院首先强行卖给你一份待产包（其中的物品大多已自备），收费300元。住院六天下来，平均每日近1000元的费用，其中很多收费都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比如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每天护士巡视一番，给你量量体温就算护理了；护士挤一下你的乳房看有无奶水，居然成了“乳房按摩”收费10元；无论有无家属陪床每天都收陪床费1元，而这陪床的“床”却只是一把破旧的椅子……更可恶的是，每次医生、护士都是先斩后奏，从来不事先跟住院者商量这项需不需要做、那项怎么收费，等你一查询已花住院费用才了解原来这收费多少那收费多少，而其中很多检查、用药根本都是不必要的，你只有糊里糊涂地任人宰割。我只好忍着剖宫产伤口的疼痛找医院查问，每次医院的工作人员都理直气壮地巧言争辩，抛出些“我们的收费标准都是按国家统一规定来的，不会有问题。我们是全北京收费最低的医院了，你就是怕花钱吧……”之类的话搪塞你，对于你的具体问题根本不屑解释，蛮横地认为他们的各项收费理所当然，不必事先告知你，反正收了就是收了。
出院结算时又多收了我15元的费用，住院处的护士长一直强调医院不会收错费用，态度极其蛮横，我据理力争，最后她不得不承认确实多收了15元，并轻描淡写地解释是电脑自动生成的费用，会退还的。我仍感到我的权利受到了相当严重的侵犯，很多费用还是不明不白的令人一头雾水，而医院方一句“按国家规定”后就不愿搭理你了。我无法不感喟专制国度下，任何被囊括进国家体制的机构都在无耻且无畏地垄断着公民的生命财产，扭曲着其工作人员的人性。
专制者用“和谐社会”的口号和假象警戒、教化民间大众的收效越来越小，当“人民苦秦久已”时，民间大众总会一天天觉醒、成长起来。“和谐社会”不过是一句笑话，被网民调侃成“中央机关出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地方政府对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和谐社会。”
最近在网络上引发震动的邓玉娇案再次暴露了专制社会的危机。国新办网络局就此给各大新闻网站发出通知，要求“邓玉娇案的报道，网站要尽快降温”；“新闻跟帖要实行总量控制，严格实行先审后发”：“不得在网上搞签名、调查活动”：“各地各网站，要密切关注此案的有关舆情，确保网上舆论‘平稳有序’”等。一个邓玉娇，一群“不明真相”的网友，再次触动当局的敏感神经，只好重玩封杀、混淆视听、恐吓的把戏。
据媒体报道，5月21日邓玉娇案的两位代理律师夏霖、夏楠与邓玉娇结束会谈走出看守所后，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夏霖律师一度痛哭失声，多次失态。夏霖、夏楠两位律师是我一直欣赏和敬佩的朋友，都是性情中人。夏楠也就是楚望台年轻有为，有一手好文笔；我与夏霖谋面不多，交谈也不多，但强烈地感觉到了他的正义感。他曾免费为崔英杰作过辩护律师，在崔英杰案的研讨会上我们第一次谋面。两位律师的失声哭泣为我所震动，可见邓玉娇受侵害之惨烈。
5月23日荆楚网报记者从湖北省巴东县政府新闻办关于“邓玉娇案”的最新情况通报获悉，警方证实不存在邓玉娇被强奸的事实，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已声明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可见邓母已受到当局的强大压力，并很可能像杨佳母亲王静梅一样被控制起来。
邓玉娇的命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亚于当年的瓮安事件、杨佳事件。在网络上，邓玉娇已被称为“2009年第一烈女”、“侠女”，甚至有人为其立传。在这毫无人权可言的国度，我们每个人都随时有受侵害的无限可能。不维权，每个人都将被戕害；哪怕维权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总比逆来顺受要有出路得多。怒而抗城管的崔英杰，怒闯上海市公安局的杨佳，怒杀淫贱官员的邓玉娇……下一个会是谁？
邓玉娇的行为应该属于正当防卫，只因她杀的是官员，她挑战了企图控制着人民行动与思想的极权机器，所以邓玉娇案与杨佳案一样变得不一般了。为了避免成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大多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我们都该像杨佳、邓玉娇一样奋起捍卫自己的权益，否则只能成为恶狼口下的羔羊、极权机器的牺牲品。
“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老婆不是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总结（八个大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网络间流传的这段文字再次暴露了当下大多数中国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缺乏甚至被掠夺掉人权、公民权的社会，我们注定要成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大多数。
拿我的亲身经历来看，中国公民在社会方方面面所普遍遭受的权利受侵害状况相当严重。
五月初，我到北京市海淀妇幼保健院住院生孩子，办入院手续之初医院首先强行卖给你一份待产包（其中的物品大多已自备），收费300元。住院六天下来，平均每日近1000元的费用，其中很多收费都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比如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每天护士巡视一番，给你量量体温就算护理了；护士挤一下你的乳房看有无奶水，居然成了“乳房按摩”收费10元；无论有无家属陪床每天都收陪床费1元，而这陪床的“床”却只是一把破旧的椅子……更可恶的是，每次医生、护士都是先斩后奏，从来不事先跟住院者商量这项需不需要做、那项怎么收费，等你一查询已花住院费用才了解原来这收费多少那收费多少，而其中很多检查、用药根本都是不必要的，你只有糊里糊涂地任人宰割。我只好忍着剖宫产伤口的疼痛找医院查问，每次医院的工作人员都理直气壮地巧言争辩，抛出些“我们的收费标准都是按国家统一规定来的，不会有问题。我们是全北京收费最低的医院了，你就是怕花钱吧……”之类的话搪塞你，对于你的具体问题根本不屑解释，蛮横地认为他们的各项收费理所当然，不必事先告知你，反正收了就是收了。
出院结算时又多收了我15元的费用，住院处的护士长一直强调医院不会收错费用，态度极其蛮横，我据理力争，最后她不得不承认确实多收了15元，并轻描淡写地解释是电脑自动生成的费用，会退还的。我仍感到我的权利受到了相当严重的侵犯，很多费用还是不明不白的令人一头雾水，而医院方一句“按国家规定”后就不愿搭理你了。我无法不感喟专制国度下，任何被囊括进国家体制的机构都在无耻且无畏地垄断着公民的生命财产，扭曲着其工作人员的人性。
专制者用“和谐社会”的口号和假象警戒、教化民间大众的收效越来越小，当“人民苦秦久已”时，民间大众总会一天天觉醒、成长起来。“和谐社会”不过是一句笑话，被网民调侃成“中央机关出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地方政府对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和谐社会。”
最近在网络上引发震动的邓玉娇案再次暴露了专制社会的危机。国新办网络局就此给各大新闻网站发出通知，要求“邓玉娇案的报道，网站要尽快降温”；“新闻跟帖要实行总量控制，严格实行先审后发”：“不得在网上搞签名、调查活动”：“各地各网站，要密切关注此案的有关舆情，确保网上舆论‘平稳有序’”等。一个邓玉娇，一群“不明真相”的网友，再次触动当局的敏感神经，只好重玩封杀、混淆视听、恐吓的把戏。
据媒体报道，5月21日邓玉娇案的两位代理律师夏霖、夏楠与邓玉娇结束会谈走出看守所后，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夏霖律师一度痛哭失声，多次失态。夏霖、夏楠两位律师是我一直欣赏和敬佩的朋友，都是性情中人。夏楠也就是楚望台年轻有为，有一手好文笔；我与夏霖谋面不多，交谈也不多，但强烈地感觉到了他的正义感。他曾免费为崔英杰作过辩护律师，在崔英杰案的研讨会上我们第一次谋面。两位律师的失声哭泣为我所震动，可见邓玉娇受侵害之惨烈。
5月23日荆楚网报记者从湖北省巴东县政府新闻办关于“邓玉娇案”的最新情况通报获悉，警方证实不存在邓玉娇被强奸的事实，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已声明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可见邓母已受到当局的强大压力，并很可能像杨佳母亲王静梅一样被控制起来。
邓玉娇的命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亚于当年的瓮安事件、杨佳事件。在网络上，邓玉娇已被称为“2009年第一烈女”、“侠女”，甚至有人为其立传。在这毫无人权可言的国度，我们每个人都随时有受侵害的无限可能。不维权，每个人都将被戕害；哪怕维权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总比逆来顺受要有出路得多。怒而抗城管的崔英杰，怒闯上海市公安局的杨佳，怒杀淫贱官员的邓玉娇……下一个会是谁？
邓玉娇的行为应该属于正当防卫，只因她杀的是官员，她挑战了企图控制着人民行动与思想的极权机器，所以邓玉娇案与杨佳案一样变得不一般了。为了避免成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大多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我们都该像杨佳、邓玉娇一样奋起捍卫自己的权益，否则只能成为恶狼口下的羔羊、极权机器的牺牲品。
2007年11月25日星期日
李昕艾：“盛世”的祭奠——《霸王别姬》里的真实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1/25/2007
“小尼姑年方二八/却被师父削去了头发/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一顿顿痛打没有使他轻易改口，唱错了？那是来自一个少年内心的抗拒，他是个男孩子，他不想被当作女孩也不想成为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怪物。可心灵的挣扎与反抗无力突破肉体自由的被禁锢，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无望的。当他接受了既成现实，曲也就唱通顺了；他爱上了《霸王别姬》，爱上了京剧这门艺术，可他始终是忧郁的，他的人生是晦暗的。
导演陈凯歌游离在”形势一片大好”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以一种政治批判性的眼光导演了一段颇具讽刺性的故事。世代的中国人都向往一种”太平盛世”，历代的太祖、高祖也都心机算尽营造一种”盛世昌和”的宏大氛围以麻痹渴望”盛世”的老百姓。对”盛世”的渴求正暴露了人们的那种安于被统治的奴隶状态，有多少”盛世”下掩盖着最大的血腥和残暴啊！”盛世”是自欺欺人，是愚民假象。陈凯歌敏锐地提出了对”盛世”的质疑，《霸王别姬》乱世演过红过，而”盛世”里《霸王别姬》成了一场冷清的祭奠。虞姬向剑而死，完成了对楚霸王的忠挚，也完成了对那即将开始的”大汉盛世”的反抗到底和无限蔑视。而程蝶衣在残酷的文革时没有倒下却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时拔剑自杀，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反讽呢？《霸王别姬》在我看来是陈凯歌导演的比较不错的一部片子，比之媚俗片大有思考性。依余华小说《活着》改编成的电影同样值得一看，既然我们活着，那么就要有记忆地活、明白地活。
程蝶衣和段小楼的第一次成功演出是为一个老太监张公公——中国社会文化里特有的一类人，清朝已亡他还有些余威。当这个疯狂、变态的老太监派人把年少的程蝶衣送来，看着眼前这个女相的男孩，他那双老眼欲火中烧，他寻求着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老太监知道自己的无能，他抑郁、愤懑，可他又是跋扈、蛮傲的，他极力用权势、暴戾掩饰自己作为男人的不完整。但当他为男孩端来接尿的名贵器皿，看到男孩那传宗接代的物什时，他激动了，像一头迷路后终于找到家的野兽，比起其他男人张公公什么都不缺，而他最缺的却永远得不到。太监有着对男性生殖器几近变态的崇拜和嫉妒。而号称戏霸的袁世卿也呈现给观众类似的病态。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一群性格扭曲、分裂、变态的人们。
戏里戏外人的命运有着相似性。人演戏戏述人，五彩的面具和多彩的粉饰掩盖了人脸的底色。程蝶衣是忧郁的，角儿的生活并未让他感到踏实。他抽大烟来缓解心灵的痛苦与创伤，”娘，水都冻冰了”他重复着，或许他想要的只是一个普通男人的正常生活。恍惚中他就和虞姬成了一体，甚至觉得自己才是不真实的、是虚幻的。
动荡的年代，日本人打进来，程蝶衣在演；日本投降内战起来，国民党兵站在台下，程蝶衣也在演。国民党兵不懂欣赏只会捣乱，段小楼护住程蝶衣说，”各位老总，日本人在台下都没用手电晃过人，没有这么办的……”于是戏园子被砸了，程蝶衣以汉奸罪被掳走。在袁世卿的安排和活动下，程蝶衣没事了，可他却在法庭上语惊四座”如果青木活着，京剧就传到日本去了。”程蝶衣是看重京剧这门艺术的，他遇到了日本人青木这个知音，”汉奸”的罪名他不在乎，生死也已看得很淡。解放了，台下的观众变成了红军，程蝶衣因抽大烟过度嗓子突发不适而不能继续，他很恐惧，段小楼惶恐地带着他忙不停作揖，却听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和集体高唱起的革命歌曲。二人都如释重负，段小楼以为有”盛世元音”了，可”盛世元音”终归是虚幻的飘渺的。接下来是长达二十二年的不登台不演出，”盛世元音”的梦碎了。乱世里艺术还能继续，可在这”盛世”里艺术却停了断了。程蝶衣明白艺术不能等，艺术等不及就废了。
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感情是微妙的。十一年未见面的师兄弟再次登上阔别已久的戏台重温往日时光，孤独的灯光打亮冷清的台上站着的师兄弟二人。程蝶衣像虞姬一样完成了他该完成的，乌江岸剩下孤身的项羽，空荡的戏台上留下孤寂的段小楼，同样的悲抑。
当翻身的年轻人要穿着劳动人民的服装演绎京剧时，程蝶衣对这种胡乱改造是根本不同意的，他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不是阶级斗争。可他错了，在那样一个时代，艺术是没有资格与”革命”站在同一地位说话的，艺术要为”革命”服务，否则你不就是反人民吗？太多大而合情合理的罪名都会砸向你的稚纯。程蝶衣是不懂也不管这些的，他只关心京剧应该怎么演才叫京剧。于是灾难来了，再次上演《霸王别姬》时他被与劳动人民同一战线的青年替换了，这个曾被程蝶衣捡回来现已长大的弃婴小四开始百般挤兑师父。小四成了在社会整体氛围醺染下脱胎换骨的一代“新人”。这是电影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人物。
程蝶衣把自己关到屋子里，卸妆回来的段小楼安慰他叫他开门，程蝶衣没有动，只是说了一句”虞姬是怎么死的！”像反问又像自问，落寞、绝望、虚无……门里的他在一步步向虞姬靠近，门外的段小楼喊，”可那是戏，是戏！”这是个糟蹋艺术的时代，艺术的命运就如一颗卑贱的野草，”革命”随时可以判它死刑。程蝶衣似乎明白了什么，放一把火烧毁了那件件他所钟爱的戏服，他的心也随之而去。
“文革”是一场暴风雨似的集体灾难。畜牲般的红卫兵们高昂地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处充斥着暴力倾向、血腥味道，反人道反人性达到了极点。兽性的释放，疯狂地践行杀戮的快感，冷酷残暴的无限量发泄，人人都成了嗜血狂。领袖的巨幅画像在画面里晃动，红卫兵、革命歌曲……一派激昂景象。领袖要继续历代太祖、高祖的”丰功伟绩”，而且要超越他们，将”盛世”进行到底。领袖深谙”盛世”的来到需要流血，于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这个”盛世”令人心惊胆战。人人都是疯子，人人也都被逼成了疯子。
那一夜段小楼与妻子菊仙的活动全被窗外一张戴眼镜的脸窥见。镜头里那张窥视的脸是模糊的，是的，我们看不清窥私者。那是一个有窥私癖的时代，人人都在被监视，可人人又都说不出窥私者的具像。那个时代的人都是窥私者也都是被窥私者。没有人会跟你讲人道、同情，只有”革命”、”揭发”才是最神圣最荣耀的。人的尊严，人生的价值被扭曲殆尽。
大规模的相互构陷、揭发开始了，昔日情同手足的师兄弟、恩爱的夫妻以保全自己而以伤害对方为快。当段小楼喊出”程蝶衣是汉奸”、”他给袁世卿当……”时，程蝶衣惊呆了，菊仙也呆住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演西楚霸王、那么有骨气的男儿会被扭曲到这种地步。程蝶衣伤心欲绝声嘶力竭地骂”连你这个楚霸王都跪下求饶，京剧完了，京剧完了……”他转过身开始疯狂攻击菊仙。菊仙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她由呆而惊疑、寒心、逃避，可是段小楼又给了她重重一击，高声嚷”我不爱她”、”我和她划清界限，我和她划清界限了……”人性的恶吞噬了全部的善，世界一片冰冷，孤单的人惊惧、战栗不已，恐怖的黑夜锁住了脆弱的心灵。命运是残酷的，菊仙彻底绝望了，她毫无留恋地走向了死亡。上吊、跳楼、服毒……死亡是那个时代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事。亲情、友情、尊严、信任的丧失，人性也随之覆灭。丧钟为谁而鸣？挽歌为谁而吟？程段二人活在这样一个荒谬绝伦旷世难寻的时代注定是可悲的，似乎确不如霸王虞姬幸运，至少他们之间没有背弃和伤害。程段二人的命运是卑微和可怜的，少了霸王别姬的悲怆。
一个错误的荒诞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时代到来，孕育着“盛世”的时代即将登场，可是程蝶衣觉得该结束了，是该结束了。他演不起，再也演不起，有些伤口是永远医不好的，还是寻虞姬的脚步而去，哪怕空留乌江岸的悲壮。伴着背景音乐《歌唱祖国》，他笑着，眼里闪动着回归的满足与释然，一霎时剑与肉身磨擦出死亡之音。戏里的虞姬完成了她的仪式，戏外的程蝶衣完成了他的信念。
我在想一而再、再而三地筛选记忆，我们该不该这么活着？会不会最终有一天我们不自觉地已酝酿出了一场自己的祭奠？
“小尼姑年方二八/却被师父削去了头发/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一顿顿痛打没有使他轻易改口，唱错了？那是来自一个少年内心的抗拒，他是个男孩子，他不想被当作女孩也不想成为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怪物。可心灵的挣扎与反抗无力突破肉体自由的被禁锢，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无望的。当他接受了既成现实，曲也就唱通顺了；他爱上了《霸王别姬》，爱上了京剧这门艺术，可他始终是忧郁的，他的人生是晦暗的。
导演陈凯歌游离在”形势一片大好”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以一种政治批判性的眼光导演了一段颇具讽刺性的故事。世代的中国人都向往一种”太平盛世”，历代的太祖、高祖也都心机算尽营造一种”盛世昌和”的宏大氛围以麻痹渴望”盛世”的老百姓。对”盛世”的渴求正暴露了人们的那种安于被统治的奴隶状态，有多少”盛世”下掩盖着最大的血腥和残暴啊！”盛世”是自欺欺人，是愚民假象。陈凯歌敏锐地提出了对”盛世”的质疑，《霸王别姬》乱世演过红过，而”盛世”里《霸王别姬》成了一场冷清的祭奠。虞姬向剑而死，完成了对楚霸王的忠挚，也完成了对那即将开始的”大汉盛世”的反抗到底和无限蔑视。而程蝶衣在残酷的文革时没有倒下却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时拔剑自杀，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反讽呢？《霸王别姬》在我看来是陈凯歌导演的比较不错的一部片子，比之媚俗片大有思考性。依余华小说《活着》改编成的电影同样值得一看，既然我们活着，那么就要有记忆地活、明白地活。
程蝶衣和段小楼的第一次成功演出是为一个老太监张公公——中国社会文化里特有的一类人，清朝已亡他还有些余威。当这个疯狂、变态的老太监派人把年少的程蝶衣送来，看着眼前这个女相的男孩，他那双老眼欲火中烧，他寻求着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老太监知道自己的无能，他抑郁、愤懑，可他又是跋扈、蛮傲的，他极力用权势、暴戾掩饰自己作为男人的不完整。但当他为男孩端来接尿的名贵器皿，看到男孩那传宗接代的物什时，他激动了，像一头迷路后终于找到家的野兽，比起其他男人张公公什么都不缺，而他最缺的却永远得不到。太监有着对男性生殖器几近变态的崇拜和嫉妒。而号称戏霸的袁世卿也呈现给观众类似的病态。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一群性格扭曲、分裂、变态的人们。
戏里戏外人的命运有着相似性。人演戏戏述人，五彩的面具和多彩的粉饰掩盖了人脸的底色。程蝶衣是忧郁的，角儿的生活并未让他感到踏实。他抽大烟来缓解心灵的痛苦与创伤，”娘，水都冻冰了”他重复着，或许他想要的只是一个普通男人的正常生活。恍惚中他就和虞姬成了一体，甚至觉得自己才是不真实的、是虚幻的。
动荡的年代，日本人打进来，程蝶衣在演；日本投降内战起来，国民党兵站在台下，程蝶衣也在演。国民党兵不懂欣赏只会捣乱，段小楼护住程蝶衣说，”各位老总，日本人在台下都没用手电晃过人，没有这么办的……”于是戏园子被砸了，程蝶衣以汉奸罪被掳走。在袁世卿的安排和活动下，程蝶衣没事了，可他却在法庭上语惊四座”如果青木活着，京剧就传到日本去了。”程蝶衣是看重京剧这门艺术的，他遇到了日本人青木这个知音，”汉奸”的罪名他不在乎，生死也已看得很淡。解放了，台下的观众变成了红军，程蝶衣因抽大烟过度嗓子突发不适而不能继续，他很恐惧，段小楼惶恐地带着他忙不停作揖，却听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和集体高唱起的革命歌曲。二人都如释重负，段小楼以为有”盛世元音”了，可”盛世元音”终归是虚幻的飘渺的。接下来是长达二十二年的不登台不演出，”盛世元音”的梦碎了。乱世里艺术还能继续，可在这”盛世”里艺术却停了断了。程蝶衣明白艺术不能等，艺术等不及就废了。
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感情是微妙的。十一年未见面的师兄弟再次登上阔别已久的戏台重温往日时光，孤独的灯光打亮冷清的台上站着的师兄弟二人。程蝶衣像虞姬一样完成了他该完成的，乌江岸剩下孤身的项羽，空荡的戏台上留下孤寂的段小楼，同样的悲抑。
当翻身的年轻人要穿着劳动人民的服装演绎京剧时，程蝶衣对这种胡乱改造是根本不同意的，他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不是阶级斗争。可他错了，在那样一个时代，艺术是没有资格与”革命”站在同一地位说话的，艺术要为”革命”服务，否则你不就是反人民吗？太多大而合情合理的罪名都会砸向你的稚纯。程蝶衣是不懂也不管这些的，他只关心京剧应该怎么演才叫京剧。于是灾难来了，再次上演《霸王别姬》时他被与劳动人民同一战线的青年替换了，这个曾被程蝶衣捡回来现已长大的弃婴小四开始百般挤兑师父。小四成了在社会整体氛围醺染下脱胎换骨的一代“新人”。这是电影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人物。
程蝶衣把自己关到屋子里，卸妆回来的段小楼安慰他叫他开门，程蝶衣没有动，只是说了一句”虞姬是怎么死的！”像反问又像自问，落寞、绝望、虚无……门里的他在一步步向虞姬靠近，门外的段小楼喊，”可那是戏，是戏！”这是个糟蹋艺术的时代，艺术的命运就如一颗卑贱的野草，”革命”随时可以判它死刑。程蝶衣似乎明白了什么，放一把火烧毁了那件件他所钟爱的戏服，他的心也随之而去。
“文革”是一场暴风雨似的集体灾难。畜牲般的红卫兵们高昂地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处充斥着暴力倾向、血腥味道，反人道反人性达到了极点。兽性的释放，疯狂地践行杀戮的快感，冷酷残暴的无限量发泄，人人都成了嗜血狂。领袖的巨幅画像在画面里晃动，红卫兵、革命歌曲……一派激昂景象。领袖要继续历代太祖、高祖的”丰功伟绩”，而且要超越他们，将”盛世”进行到底。领袖深谙”盛世”的来到需要流血，于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这个”盛世”令人心惊胆战。人人都是疯子，人人也都被逼成了疯子。
那一夜段小楼与妻子菊仙的活动全被窗外一张戴眼镜的脸窥见。镜头里那张窥视的脸是模糊的，是的，我们看不清窥私者。那是一个有窥私癖的时代，人人都在被监视，可人人又都说不出窥私者的具像。那个时代的人都是窥私者也都是被窥私者。没有人会跟你讲人道、同情，只有”革命”、”揭发”才是最神圣最荣耀的。人的尊严，人生的价值被扭曲殆尽。
大规模的相互构陷、揭发开始了，昔日情同手足的师兄弟、恩爱的夫妻以保全自己而以伤害对方为快。当段小楼喊出”程蝶衣是汉奸”、”他给袁世卿当……”时，程蝶衣惊呆了，菊仙也呆住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演西楚霸王、那么有骨气的男儿会被扭曲到这种地步。程蝶衣伤心欲绝声嘶力竭地骂”连你这个楚霸王都跪下求饶，京剧完了，京剧完了……”他转过身开始疯狂攻击菊仙。菊仙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她由呆而惊疑、寒心、逃避，可是段小楼又给了她重重一击，高声嚷”我不爱她”、”我和她划清界限，我和她划清界限了……”人性的恶吞噬了全部的善，世界一片冰冷，孤单的人惊惧、战栗不已，恐怖的黑夜锁住了脆弱的心灵。命运是残酷的，菊仙彻底绝望了，她毫无留恋地走向了死亡。上吊、跳楼、服毒……死亡是那个时代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事。亲情、友情、尊严、信任的丧失，人性也随之覆灭。丧钟为谁而鸣？挽歌为谁而吟？程段二人活在这样一个荒谬绝伦旷世难寻的时代注定是可悲的，似乎确不如霸王虞姬幸运，至少他们之间没有背弃和伤害。程段二人的命运是卑微和可怜的，少了霸王别姬的悲怆。
一个错误的荒诞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时代到来，孕育着“盛世”的时代即将登场，可是程蝶衣觉得该结束了，是该结束了。他演不起，再也演不起，有些伤口是永远医不好的，还是寻虞姬的脚步而去，哪怕空留乌江岸的悲壮。伴着背景音乐《歌唱祖国》，他笑着，眼里闪动着回归的满足与释然，一霎时剑与肉身磨擦出死亡之音。戏里的虞姬完成了她的仪式，戏外的程蝶衣完成了他的信念。
我在想一而再、再而三地筛选记忆，我们该不该这么活着？会不会最终有一天我们不自觉地已酝酿出了一场自己的祭奠？
2007年4月1日星期日
李昕艾：为何公民对中国的司法不信任？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3月31日02时38分发布
前些天看了电视剧《杨三姐告状》，清末的吏治腐败使民女杨三娥为姐姐申冤而受尽磨难，令人颇有感触。表面看杨三姐的阻力来自财大势大的被告高家，认钱认权不认人的县衙、府衙，了解真相却被迫不能或不敢说出真相的小民这三方面，而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
以“皇权”为中心的清朝，在王朝末期已达致官逼民反、怨声载道的崩溃局面，官员的腐败没有机制来约束，而权势即一切的社会价值体系又助长了统治层的嚣张气焰，统治层并非不怕民众揭竿而起颠覆江山，最坐立不安的是最高统治者。其实最高统治者很担忧，恐怕连觉都睡不香甜，大厦将倾之刻即是他本人命绝之时。而官僚阶层则会延续下来，无非改朝换代，改了姓氏的江山仍需要官僚，社会本质上不会发生变化。民还是民，官还是民的父母，而爬上最高统治者位子的皇帝，无论他大权在握之前是土匪出身也好、流氓出身也罢，总之皇帝的历史从至高无上这一刻才开始，他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而官就是一个县、府的土皇帝，县衙仿佛官老爷的私家公寓，民众击鼓可以鸣冤，而冤能不能得申却完全取赖于父母官的个人道德水准。在一个价值体系混乱的皇权专制社会里，民众遇见道德水准高、勇于承担得罪权势的严重后果的官的几率很小。所以当一个个体挺身而出为权利而战时，不能依赖“青天大老爷”的出现，而是寄希望于体制的人性化文明化的进步与完善。
杨三姐在发现姐姐是被人下毒致死后，毅然决然地选择告状之途去为地下的姐姐申冤，而不顾旁观者的劝阻：“你是斗不过高家人的！”第一次升堂后，杨三姐似乎看到了正义的力量：大人会秉公执法的。可是一切幻像破灭得快而狠，第二次升堂前，高家给了县衙一万两银子和一尊价值不菲的古董，于是疑犯平安地回家了，所有的证人都翻供了，杨二娥非中毒而亡，乃疾病致死。杨三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没有妥协，但她开始领悟这个世界跟她想得不一样。之后杨三姐策略地从高家要走三万两银子，再次去告状，把银票给了县衙，并签订协议要求县衙一定得还冤死的杨二娥一个公道。疑犯又被抓去，高家不得已又拿出四万两银子去贿赂县衙，县官收了双方的银子，只好为双方都办点事，于是高家的一个丫鬟成了替罪羊，疑犯被换出，替罪羊被砍头示众。县衙、高家以为，有人给偿命了，杨三娥这下总该死心了吧。可是这个坚强倔强的民女还是不服，因为她知道真凶还在逍遥法外，她哭过也灰心失望过，但仍是坚持要告状。
杨三姐对县衙已失去信心，她不得不寄希望于更高一级的府衙。于是她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府衙击鼓鸣冤，并把高家和县衙一块告了。民告官，让府衙的老爷大吃一惊，这位官僚还是有一定的道德涵养的，他答应为杨三姐申冤，之后并真的将真凶高家二少爷高成栋抓来打进了死牢。可是这位官老爷很快也倒戈了，高家老爷出面把儿子从死牢里又捞了出来，杨三姐白叩谢“青天大老爷”了。这次，杨三姐是绝望了，可她并不死心，她还想找机会告状。高家也使出黑社会的手段来，企图让这个“刁民”无声无息地消失。杨三姐的母亲被逼死，她逃亡了，心里有千个万个不服也只好装着，她彻底绝望了。
清朝覆亡，民国政府成立，此时已不再信任政府的杨三姐终于在“新时代”为姐姐申了冤。虽然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的思路不可取，但杨三姐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钦佩。在当下，我们未必有杨三姐的勇气，也未必有杨三姐幸运。毕竟这个时代不一定比当时有所进步，甚至现在的社会环境比当时潜在更险恶的因素，可是告状的司法之路还得走下去，以暴易暴，以黑抗黑，并不能为社会体制带来本质的变革。
耳闻眼见过的众多司法腐败、判决不公等事实，为每个公民寻求法治之途都种下了深深的阴影。为什么公民对司法存在极大的不信任？仅仅因为某些执法者徇私枉法，某些利益集团腿长胳膊粗吗？实质在于制度本身的顽疾，司法不独立，金字塔型的权利结构环环相扣，腐败丛生，利益链动一伤百，于是都成了一家人，什么独立、公正都成了空谈。深陷在制度怪圈中的司法，只能成了法治的代名词，很多公民并不相信这条路。“没有一点关系，普通的小民去打官司，不是输就是被折腾够呛！”再加之昂贵的官司费用，没完没了的时间拖延，都打消着公民迈出法律之步的积极性，于是更多的公民遇事选择私了，或者忍气吞声，免得陷入麻烦之中。“清王朝还能击鼓鸣冤呢，可是我们跑趟法院都不一定有人搭理！”我看到听到的更多的是人们对司法的抱怨和抗议，而这种情绪来自于人们对司法的普遍不信任感。
以我个人为例，我状告中国移动侵犯通信自由权一案，整个诉讼过程下来，我也感到有点筋疲力尽，真是鲜有杨三姐的那种毅力。如果有一个独立、透明的司法制度存在，我想我是乐于使用法律途径来解决所有纷争的。重构文明社会的价值体系，建构具有普适价值的司法体制，才是提升公民建立对司法的信心的有效途径。我们不可能像杨三姐一样等到下个时代再去申冤，这个时代的问题就该这个时代解决，而不是把官司打到下个时代来得到合理公正的解决。我们也不可能像杨三姐一样去渴望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存在，“包青天”时代是神话，一个道德水准再高的人也会在一个败坏的制度里为了生存而同流合污，贪官并不是他人本身有多坏，而是他所存在的制度把他制造成了“坏蛋”。
这是一个需要公民行动起来维权、吁求三权分立、宪政治国的时代，每个公民都不希望利益集团黑社会化，政府打手化，也不希望自己某天成为“孤岛”上的钉子户。
前些天看了电视剧《杨三姐告状》，清末的吏治腐败使民女杨三娥为姐姐申冤而受尽磨难，令人颇有感触。表面看杨三姐的阻力来自财大势大的被告高家，认钱认权不认人的县衙、府衙，了解真相却被迫不能或不敢说出真相的小民这三方面，而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
以“皇权”为中心的清朝，在王朝末期已达致官逼民反、怨声载道的崩溃局面，官员的腐败没有机制来约束，而权势即一切的社会价值体系又助长了统治层的嚣张气焰，统治层并非不怕民众揭竿而起颠覆江山，最坐立不安的是最高统治者。其实最高统治者很担忧，恐怕连觉都睡不香甜，大厦将倾之刻即是他本人命绝之时。而官僚阶层则会延续下来，无非改朝换代，改了姓氏的江山仍需要官僚，社会本质上不会发生变化。民还是民，官还是民的父母，而爬上最高统治者位子的皇帝，无论他大权在握之前是土匪出身也好、流氓出身也罢，总之皇帝的历史从至高无上这一刻才开始，他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而官就是一个县、府的土皇帝，县衙仿佛官老爷的私家公寓，民众击鼓可以鸣冤，而冤能不能得申却完全取赖于父母官的个人道德水准。在一个价值体系混乱的皇权专制社会里，民众遇见道德水准高、勇于承担得罪权势的严重后果的官的几率很小。所以当一个个体挺身而出为权利而战时，不能依赖“青天大老爷”的出现，而是寄希望于体制的人性化文明化的进步与完善。
杨三姐在发现姐姐是被人下毒致死后，毅然决然地选择告状之途去为地下的姐姐申冤，而不顾旁观者的劝阻：“你是斗不过高家人的！”第一次升堂后，杨三姐似乎看到了正义的力量：大人会秉公执法的。可是一切幻像破灭得快而狠，第二次升堂前，高家给了县衙一万两银子和一尊价值不菲的古董，于是疑犯平安地回家了，所有的证人都翻供了，杨二娥非中毒而亡，乃疾病致死。杨三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没有妥协，但她开始领悟这个世界跟她想得不一样。之后杨三姐策略地从高家要走三万两银子，再次去告状，把银票给了县衙，并签订协议要求县衙一定得还冤死的杨二娥一个公道。疑犯又被抓去，高家不得已又拿出四万两银子去贿赂县衙，县官收了双方的银子，只好为双方都办点事，于是高家的一个丫鬟成了替罪羊，疑犯被换出，替罪羊被砍头示众。县衙、高家以为，有人给偿命了，杨三娥这下总该死心了吧。可是这个坚强倔强的民女还是不服，因为她知道真凶还在逍遥法外，她哭过也灰心失望过，但仍是坚持要告状。
杨三姐对县衙已失去信心，她不得不寄希望于更高一级的府衙。于是她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府衙击鼓鸣冤，并把高家和县衙一块告了。民告官，让府衙的老爷大吃一惊，这位官僚还是有一定的道德涵养的，他答应为杨三姐申冤，之后并真的将真凶高家二少爷高成栋抓来打进了死牢。可是这位官老爷很快也倒戈了，高家老爷出面把儿子从死牢里又捞了出来，杨三姐白叩谢“青天大老爷”了。这次，杨三姐是绝望了，可她并不死心，她还想找机会告状。高家也使出黑社会的手段来，企图让这个“刁民”无声无息地消失。杨三姐的母亲被逼死，她逃亡了，心里有千个万个不服也只好装着，她彻底绝望了。
清朝覆亡，民国政府成立，此时已不再信任政府的杨三姐终于在“新时代”为姐姐申了冤。虽然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的思路不可取，但杨三姐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钦佩。在当下，我们未必有杨三姐的勇气，也未必有杨三姐幸运。毕竟这个时代不一定比当时有所进步，甚至现在的社会环境比当时潜在更险恶的因素，可是告状的司法之路还得走下去，以暴易暴，以黑抗黑，并不能为社会体制带来本质的变革。
耳闻眼见过的众多司法腐败、判决不公等事实，为每个公民寻求法治之途都种下了深深的阴影。为什么公民对司法存在极大的不信任？仅仅因为某些执法者徇私枉法，某些利益集团腿长胳膊粗吗？实质在于制度本身的顽疾，司法不独立，金字塔型的权利结构环环相扣，腐败丛生，利益链动一伤百，于是都成了一家人，什么独立、公正都成了空谈。深陷在制度怪圈中的司法，只能成了法治的代名词，很多公民并不相信这条路。“没有一点关系，普通的小民去打官司，不是输就是被折腾够呛！”再加之昂贵的官司费用，没完没了的时间拖延，都打消着公民迈出法律之步的积极性，于是更多的公民遇事选择私了，或者忍气吞声，免得陷入麻烦之中。“清王朝还能击鼓鸣冤呢，可是我们跑趟法院都不一定有人搭理！”我看到听到的更多的是人们对司法的抱怨和抗议，而这种情绪来自于人们对司法的普遍不信任感。
以我个人为例，我状告中国移动侵犯通信自由权一案，整个诉讼过程下来，我也感到有点筋疲力尽，真是鲜有杨三姐的那种毅力。如果有一个独立、透明的司法制度存在，我想我是乐于使用法律途径来解决所有纷争的。重构文明社会的价值体系，建构具有普适价值的司法体制，才是提升公民建立对司法的信心的有效途径。我们不可能像杨三姐一样等到下个时代再去申冤，这个时代的问题就该这个时代解决，而不是把官司打到下个时代来得到合理公正的解决。我们也不可能像杨三姐一样去渴望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存在，“包青天”时代是神话，一个道德水准再高的人也会在一个败坏的制度里为了生存而同流合污，贪官并不是他人本身有多坏，而是他所存在的制度把他制造成了“坏蛋”。
这是一个需要公民行动起来维权、吁求三权分立、宪政治国的时代，每个公民都不希望利益集团黑社会化，政府打手化，也不希望自己某天成为“孤岛”上的钉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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