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艾：可怖的相互毒杀时代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0/5/2010

2010年8月，南京曝出多起公民因食用小龙虾而出现肌肉酸痛难忍等症状的事件，患者被医生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症；情况严重者还因肾功能受损，出现了“酱油尿”。之后有媒体曝光这些问题小龙虾是经一种名为“洗虾粉”的化学品清洗过的，“洗虾粉”的主要成分草酸是工业上普遍使用的一种除锈剂，其酸性为醋酸的10000倍，对人体的危害极大。

无独有偶，有公民在购买的大米里发现了化学香料残渣，不少米店老板也坦言，如今市面上以次充好、以旧充新、抛光、添加香料香精的大米确实不少。香精、香料使用过多，会对人体构成潜在的健康威胁。看来人们每天食用的大米竟也逃不脱“化学洗”。

毒奶粉、毒酒、毒龙虾、毒大米、毒疫苗……这就是中国，愤青眼里的“亲爱的祖国”、口中的“加油！中国”。我喝你的毒牛奶，你吃我的化学大米，中国俨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相互残害的投毒集中营。被中共这个利益集团败坏到如此地步的国度，集团内部出来一人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便博得一些人士的喝彩甚至追捧，我则实在不敢恭维。

最近，温家宝在深圳做了个讲话，紧接着社会上一些人士开始大赞温家宝，我一笑了之。怎么还会有人相信中共这个利益集团？怎么还会有人对其抱任何希望或幻想？很多漂亮话从嘴里说出来非常容易，可是又有多少漂亮话被真正行出来过？一个人遇见一个凄苦的乞丐，他说：“我真想给你一百万，让你从此衣食无忧。”可是他自己连温饱都成问题，又怎么救济乞丐，这空头承诺不过表达了一种同情、一种安慰，无法付诸行动。一个人真正行出、做出一件美好的事情比他喊一百遍美丽的话要珍贵得多。

有些人士号称挺温派，鼓吹“挺温就是挺我们自己”，我很不以为然。至于一些人士一向乐于口中的“党内民主派”，我认为不过是这些“党外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哪有什么“党内民主派”、“党内开明派”、“党内专制派”、“党内强硬派”之类的分流？都是这个统治集团的利益既得者，他们分得清分得开吗？真有不合群不合作的早就被组织剔除了，即便留了个名头，你实质上还算是党内么？对此，我比较赞同陈永苗的说法：“中共党内民主派只有等到中共倒台后才能出现，中共不倒台，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党内民主派’问题。”千万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希望或幻想，只有民间积极行动起来才能自救。

有人指出，必须将中共看作一个怪物，否则永远搞不懂中共这个玩意。中共甚至不是绞肉机（机器遵守物理定律），也没有人性（人在其中完全被淹没）。中共是非理性魔鬼，要理解它必须了解人心是黑暗的深渊这一真理。是的，人心的改变非常重要，即使某天独裁政府解体，但人心还是如从前一样的恶，那我们将依然生活在一个相互毒杀的时代，无安全感可言。

有人笑称，在中国谈食品安全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因为中国就没有安全食品提供给普通公民食用，统治集团才有这口福。据称，中国只有少数人才能吃到放心肉、放心菜。有的企业老板，他是专门做放心肉、放心菜生意的。但他们的东西不投放市场，只给某些部门、官员或者个别关系户。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面对满桌饭菜，人们忧心其中铅、汞、铬、砷、镉是否超标。它们从污水中流进土壤，进入农作物，最后潜伏于人体内，酝酿着重金属危机的一次次爆发。”除了入口的，我们每天呼吸的也尽是毒。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教授表示，近10年来，北京市肺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均居众癌之首，北京居民肺癌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五，已成为北京市民的“第一杀手”，这不能说与灰霾污染无关。

食物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更有怵目惊心的血污染。河南艾滋病血祸多年来一直是当局遮掩的重点。2010年9月21日，河南艾滋病维权人士田喜案开庭，这位血污染受害者却成了被告。田喜9岁时骨折输血被感染艾滋病，后才发现，受病害已达15年之久的他在6年的维权路上反映的问题一直未得到合理解决。他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说：“当一次意外的发生，使个人变得一无所有，我不能选择认命，我会愿意去捍卫它，用尚存的个人自由、残存的健康作为社会个体实现正义的交换。每当一个个体正义的实现便是点亮中国社会公平与正义希望的一缕烛光。我愿意为之做出努力，付出代价，尽管有些沉重。我希望个人的事情能够尽快得到解决，也希望中国因临床用血污染事件中生命受到损害的尊严得到维护。”

在这个人心被中共这个利益集团败坏得一塌糊涂的地域，在这个人们相互毒杀的时代，我们每天都承受着那么多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们都是其中被戕害的个体，想相互拥抱着取暖却时常是那么的无奈甚至无力。谁都想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品尝着美味的食物，安全地度过每一天，这是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可是在这个国度却成为奢望。

有则笑话调侃受毒之害的中国人：昨晚踩了一条美女蛇，它反身咬了我一口，没过一会，蛇全身发抖，口吐白沫，转眼就挂了。我朝他吐口吐沫，鄙夷地对它说：“老子从小喝三聚氰胺牛奶、吃吊白块面粉、用地沟油炸的油条、苏丹红腌的红心鸭蛋、避孕药喂大的黄鳝、打激素的鸡和注水的肉，从小还打过假冒的疫苗，我早就百毒不侵，你敢咬我，真是找死！”笑过之后的痛苦却久久挥之不去，我渴望我的后代不再经历这样的荒诞。

李昕艾：兲朝的社会乱象——兼抗议北京市公安局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5/30/2010

2010年3月-5月间，中国发生多起幼儿园、校园袭杀案，震惊海内外。中共总理温家宝5月13日也承认，杀童案频发说明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而且日趋尖锐化。一方面无辜幼小受害，另一方面政府不停打压敢言敢行的维权公民。是谁在制造矛盾？是谁在企图使这个民族永远难逃“和谐”的坟墓？

抄家、被失踪等恐怖手段应用到极致

2010年5月11日，维权人士王德邦被抄家并带走问话，他已多次遭遇警方无理抄家，并曾遭恐吓：“你的房子是小产权，我们想给你收走就收走。”2010年4月20日，维权人士冯正虎遭遇抄家。2010年4月9日，我和古川的临时租住地被查抄。2010年3月1日和10日，自由撰稿人谢强分别两次遭遇抄家。2010年3月1日，维权人士王译遭遇抄家。而中共警方非法抄走的电脑等私人物品至今无一归还，非常恶劣。

每年中共警方都会对各地异议人士、维权公民、访民等骚扰不断，今年也不例外。与民为敌成为了他们的专业，纳税人的银子被大量用在了所谓“维稳”上。好像这个兲朝懈怠一会不维就马上垮掉一样，坏事做尽了庸人自扰吧！

然而，被骚扰、被喝茶、被抄家，这还算轻的。被失踪、被自杀、喝开水死、睡觉死等对付公民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兲朝最著名的被失踪事件莫过于维权律师高智晟的人间蒸发了，在有些朋友疑虑高智晟已遭不测不在人世时，失踪一年多后突然被曝人在山西五台山，这不得不再次警醒人们全体中国人都正被黑帮绑架和玩弄着。兲朝最著名的被自杀事件就是瓮安李树芬案，2008年瓮安这一把公民抗暴之火曾点燃了无数人的心灵，激动了追求公平正义之人。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诽谤罪等构陷公民的行径也为兲朝所屡试不爽。2005年，新闻记者师涛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2009年11月，“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被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2009年12月，零八宪章签署人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2010年4月，备受关注的福建三网民案有了结果，范燕琼被以“诽谤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吴华英和游精佑分别被以“诽谤罪”判处1年有期徒刑。这些敢言敢行的公民，最后都被维稳政权绑进了监狱。国内外的抗议从来不会动摇他们做恶的决心，因为这里只有权力横行，从不允许民意表达。

更卑鄙的是，一人被盯，全家受骚扰。兲朝以为比毛泽东时代进步了，实则不然，一样的下作。2010年5月初，我们一家三口正在唐山老家，不料回趟家还受到北京警方骚扰。7日下午，我父亲被当地派出所两个便衣以有点事为由带走，一个小时后在家人的百般催促下，父亲回来。从父亲口中得知，北京市公安局带领抄家的王娜和一个男警过来了，陪同谈话的有丰南区公安局的，当地派出所人员列队在院里。他们无非是威吓父亲劝告我们不要在网上发布维权消息及过激言论，不要与持有国外护照的维权人士为伍。如若不听劝告，随便一个罪名都可以将我们抓走。是的，你们的目的达到了，使父母为我们的安危担忧，企图以这样的压力来迫使我们放弃自己的信念。在此，我强烈抗议你们非法的、不人道的行径，我自己选择的道路由我自己承当，不要骚扰我的父母，这种胁迫确实很卑鄙。你们也有自己的父母儿女，不要为了利益而舍弃一切，请记住：多行不义必自毙。

同时，我也要回应北京市公安局：我不是受古川影响才选择为公民权利、自由民主而战的，结识古川之前的我也很关注这些。从上大学开始接触电脑之初，我便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在网络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很不幸“中间思想文化论坛”、“常识”都先后中招，遭攻击数据被破坏或被强制关闭。我也曾因在大学毕业论文中戳破中国新闻体制的荒谬（我当时就读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而遭论文不予通过的威胁；曾为自己和同学的权利挑战学校领导而遭嫉恨，受到不予学位证、不予毕业证的恫吓。我是一个有主见并不易被人影响或利用的人，是我自己早已看清你们的面目，是我自己选择了对专制极权说不，是我自己选择了不与暴政合作，除上帝外，我选择的道路没有人能左右。

杀警与杀童的不同路径选择与社会效应

2008年7月1日，年轻的杨佳凭一己之力做出了兲朝史上最具震撼性的行动，他闯进上海市闸北分局杀死六名警察，杀伤四名警察及一名保安。穷尽司法途径而对这个政权彻底不报希望后，杨佳选择了反抗，他被民间尊称为英雄。是的，我从来不会把他当成罪犯，他行使了公民天然的抗暴权，他是一只有勇气有担当的草泥马。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反抗暴政。今年3月-5月间接连不断的杀童案令世人扼腕，这些受到政权不公对待，原本是被迫害的的受害者却选择了殃及无辜的弑弱，他们的遭遇难以得到愤怒人群的同情，只会受到谴责。难怪网络上会流传“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杀贪官是英雄，杀孩子是狗熊”。这样逃避现实、没有担当的人最终只会被视作歹徒，留得骂名，哪怕你有再大的冤屈。以这样残忍的手段来引起社会其他个体及施暴政权的关注是不明智的，既然你都不怕死了何必不直接抗暴呢？

其实这样的乱象生发在兲朝不足为怪，60年的毒素已经把原本健康的人搞得残缺不全、面目全非。3000万儿童受害于毒奶，可是他们的父母没有站出来，只有一个赵连海孤军奋战；汶川地震中5000多名学生死于豆腐渣工程，可是他们的父母没有站出来，因为不管苦还是乐日子仍得继续……当我们都不去争取，都选择得过且过的时候，我们也就只能在沉默中被暴政慢慢折磨而死了。

屁民的反抗：草泥马战河蟹

2010年4月16日，福建三网民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被诬陷案再次开庭，网友们以公民关注团的形式到达庭审现场声援因言获罪的三网民，大家高声唱和了《草泥马之歌》，警戒线内则是大批警察严阵以待。Twitter上的名言“围观改变中国”，网友称这次公民行动是一次成功的围观，伟大的围观。

早在2009年的邓玉娇案中，网友就组成过公民旅游团前去声援邓玉娇，有论者认为这凸显了互联网内外的公民力量。的确，改变中国离不开每个公民的维权行动。著名维权人士艾未未高声喊出“我是一只草泥马”，草泥马有打败和谐的勇气和力量。受迫害最甚的一代莫过于80后，兄弟姐妹最少甚至没有、文凭很没用、饭碗不靠谱、没钱没房只能靠自己打拼，除非有父母的荫蔽，但是80后又是最具反抗性的，幸好还有互联网，虽然经常被封锁被屏蔽，草泥马们还能翻墙，80后恰是草泥马的主力军。

土共=垬，天朝=兲朝（王八朝），这是草泥马们对专制暴政的嘲笑，对利益集团的蔑视，对极权体系的挑战。公民关注团网友王译说得好：“这一刻，如果有一颗罪恶的子弹飞来，我会从容地迎着这颗子弹，决不会胆怯躲避。”当河蟹一次次践踏公民权利时，草泥马们不甘示弱。

李昕艾：威逼恐吓只会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念——经历抄家之感想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4/13/2010

古川和李昕艾

2010年4月9日上午十点半多，我先生古川被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三个穿便装的警察以了解点事情为由开车带走，离开前在我的追问下承诺很快就会结束谈话回来。之后，我通过网络向三位朋友知会了这件事。随即，网络掉线，无奈只好关机重启，拔掉网线重新连接，但依然无法上网。时近中午，一位朋友赶过来帮忙一起照看孩子。我拨打古川的手机询问情况却被挂机，再打便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最后索性就是关机状态了。

中午十二点半左右，正在给孩子喂奶粉的我和朋友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我透过猫眼看到门外挤满了一堆男男女女。其中一个我见过面，也是今天上午带走古川的东小口派出所的警察之一，他要求我开门，我打开门质问为何古川至今未归？他宣称了解完事情很快就会回来。三女七男陆续进门，其中一男为我所租住小区村委会党支部的，另外三女五男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年轻的一男一女穿制服，男警号为001634，姓名焦帅帅；女警号为001630，拒绝且不敢透露姓名。其余二女四男穿便装，一女一男负责检查电脑；一男负责登记扣押物品，姓名李硕；一男负责拍照；一男负责摄像；一头长卷发、戴眼镜、年龄看似三十多岁的女警是众人的头。

女头头命人亮出一张搜查证，我还未仔细查看内容便被催促签字画押。我要求查看他们的工作证件，却推说没有带；我继续要求他们报上各自的警号和姓名，却全部不肯且不敢透露。中国有句俗语“坐不更名，立不改姓”，看他们这是何等的心虚啊！女头头很是自得地指着穿制服的一男一女说：“我们的制服就是证明，搜查证就代表一切，这就是合法手续。”我反驳：“强盗还可以穿上制服冒充警察呢？你们不能出示工作证件，我怎么确定你们不是入室抢劫的呢？”他们依旧无理地查看我朋友的身份证，却拒绝明示自己的身份。我只好拨打110报警称家里来了一群不明闯入者，非声称自己是警察却拿不出任何证件来证明。110答应派人过来，实际上却一直杳无踪影。向当事人出示工作证件，是警察执法的必要程序；公民有知情权，有权要求警察出示工作证件，否则公民没有义务配合。我强烈要求查看工作证件的举动，却被他们污蔑为胡搅蛮缠、无理取闹。看来，强盗总有强盗的逻辑来伪装他们的不义。

他们翻墙倒柜搜查了近两个小时，抄走我和古川的两台笔记本电脑；两本护照；一个移动硬盘；一个U盘；两大本名片册；三十二册手抄笔记本；六十二份打印材料；十二份《中国改革的末路》及《改革之死》作者的协议书和资料领取单；一册古川著《梁启超时代》打印稿；一册吴祚来著《时评是一种力量》打印稿。书籍有：《零八宪章》（珍藏本）一本，《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本，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通往公民社会》各一本，崔卫平著《正义之前》一本，章诒和著《往事并不如烟》一本，陈子明等著《中国改革的末路》一本，王力雄著《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一本，张祖桦著《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一本，《人权年鉴（2007-2008）》一本，繁体台湾版复印件《极权主义的起源》一本，《大风》杂志一册，《方舟》杂志一册。留下了两页纸共计26项扣押物品的“北京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一份，办案人只留下“焦帅帅、李硕”二人的签名。他们还在衣橱内翻出一件印有“还我人权”的T恤拍了照；翻出我们的数张银行卡和存折拍了照。期间我质问凭什么要抄走这样或那样东西的时候，年轻的男警焦帅帅大声回喝：“我们拿不拿什么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管不着。”这俨然已不是我的家？我毫无私人物品的所有权了？

最令我感到气愤的是他们抄走了我大学时代至今所写文章的手稿，于我来说这些弥足珍贵，其中的小说、评论都已在国内论坛和博客上发表过，你们还有什么可检查的呢？就连电子版、打印稿也无一给我留下，还有我儿子从出生至今的照片、视频也无一幸免。你们的行为促使房东逼迫我们搬家，骚扰房东向来是你们的伎俩。这是一个让人毫无安全感可言的国家，我们的生命、财产无任何保障。一个连黑帮都不如的政府，一群流氓化、强盗化的公职人员。每个公民随时随地都面临被穿制服的打手恐吓、绑架、抄家，甚至被失踪、被自杀的危险。你的几句真话，一个维权行动都会刺激到党国那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党国会迅速派出打手抢夺你的任何私人物品，使你流落街头。今天被抄家的是我，明天被抄家的可能就是你，党国习惯制造恐惧使人人自危。

下午两点半左右，他们带着劫获的我和古川的私人物品离开我家，女头头在离开前和我进行了十多分钟的谈话。她宣称：“你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我们这次来是代表政府，不是代表个人。而且现在的政府跟原来的政府不一样，非常人性化有人情味，看在你们孩子的份上，我们并没有做我们可以做的一些行动。你从老家上大学出来到北京奋斗，有了立足之地不容易，你前边的奋斗也算成功的，后边的路该怎么走要想清楚。谋生的手段有很多，我希望你们能在正确的合法的道路上走，不要成为别人的一盘菜了。今天的事情最好不要向外声张，不要以为声势造越大对你们越有利，效果是恰恰相反的，就像吹一个泡沫，以为越吹越大越好，可是它大到一定程度是会碎的。我们今天来只是给你们一个警告，咱们以后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如果你们还是执迷不悟，那下次可就是这么简单了。我希望你能听进去我的话，我走后你好好琢磨琢磨吧。”期间我追问因何进行此次搜查抄家，她拒绝明说，只笑答：“既然你不说我也不用说，你心知肚明。”真是极其荒唐可笑，恐怕这样的事情也只能发生在中国这个奇特的国度了。她最后还威逼说：“明天下午的会议（一个关于西南大旱的环保会议），你们不要去参加了。”

让我来回应一下这位女头头吧！你带人搜查期间，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朋友李智英，请他把我们遭遇抄家的信息转告其他朋友一声。你们便开始失态地断喝：“你给谁打电话？”“打吧打吧，只会给你的朋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之后我又发出一条短信给给三位朋友，你们又失态地叫嚣：“发吧发吧，发了也没用。”信息传播出去后，我先是收到了滕彪律师的慰问电话，后来又有几位热心网友打来电话慰问。你们便更加失态地想抢夺我的手机暂扣，企图侵犯我的通信自由权，最后你们不再试图抢夺手机的条件是逼我关机。这就是你所说的人性化的政府吗？泡沫的比喻用在你们自己身上最恰当不过了，你们这些助纣为虐者和雇佣你们做打手的政府正用谎言吹着一个泡沫，而谎言的泡沫破碎之时，你们将何去何从？当你们的后代知晓他们的母辈父辈原来是一群为了不正当利益而打压那些为中国能早日摆脱死荫、脱离黑暗而无悔付出的人士时，他们该多么为你们感到羞愧啊？请你们转告党国，休想用威逼恐吓的伎俩来遏止我们的脚步。不要以为这样能让我们害怕，让我们退缩，我和古川原本比较低调，但是这次我们要高调地宣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你们最恐怖的手段无非是将人投入囚牢，秦永敏、胡佳、刘晓波、杜导斌、谭作人、陈道军、赵连海、周莉……你们囚禁的还少吗？历史耻辱柱上不怕再多记载一次你们干的坏事。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打破恐惧、挺身而出，让人挤满你们的监狱，去创造另一个中国奇迹吧！

古川在东小口派出所被你们传唤期间，手机被迫关机，你们还多次出语污蔑古川是汉奸、走狗，并挑衅说：“你就是张祖桦的一条狗，是他的棋子。”张祖桦先生与我们亦师亦友，他的为人令我们十分敬重。你们才恰恰是恶主豢养出来的一群恶奴恶狗，你们的恶主通过掠夺别人的财富来圈养你们以便随时放你们出去咬人。当被咬者聚拢反抗的时候，恶主只会逃之夭夭把罪责推卸在你们这群恶奴恶狗身上，一如当年的毛泽东把杀戮的罪行推卸给四人帮一样。你们还恐吓说维权人士都没有好下场，是啊，你们惯于罗织罪名，惯于因言治罪，惯于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打压异己。我们身上还有良善、正义感、羞耻感，既然选择了忠于自己的良心，我们又怎会被你们的威逼恐吓所吓倒？

我从来不相信选择警察这个职业有你们不得已的苦衷，世上可以谋生的职业有很多种，你既然选择了助纣为虐就不要鼓吹除了警察这个职业我什么都不会做了，总要工作谋生的不要戴有色眼镜看我们。难道扫大街、工地运砖都不会？休要为自己的私欲辩解，除非你不再助纣为虐。

据古川了解，4月10日下午准备举行的环保会议被迫取消，9日、10日两日遭到骚扰的会议相关人士至少有：张祖桦、李智英、王德邦、王京龙、王俊秀、陈永苗、姚遥、梁晓燕、谢强等十几人。北京市国保大队真可谓倾城出动，主要攻击调查的对象就是维权网（www.crd-net.ord），传唤古川的理由也是当局认为我们与维权网存在关系，对此古川予以否定。当局指责维权网背后是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二者背后又是美国国会，总之生怕美国成为中国的大敌。甚至有警察对王俊秀说：“难道你希望八国联军再次进北京吗？”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全世界都可以成为党国的假想敌，更何况一个个小小屁民？

无论你们以什么理由抢夺走我们的私人物品，请尽快归还。今天是距我们的私人物品被劫的第四天，我们会不停地追讨，直到物归原主。除了创世真神耶和华之外，没人有能力夺走光明，光总会刺痛黑暗，黑暗终有过去的一天，正义终有覆灭不义的一天。这末日的疯狂能撑到几时呢？

2010年4月12日

李昕艾：一党独裁恶权不断戕害儿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1/29/2009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以掠夺、奴役中国人民为终极目的的中共反动极权集团，是天然的与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未来为敌，所以蒙蔽、愚弄、奴化、杀戮中国人民，破坏教育、毁灭青少年也就成了中共反动极权集团几十年来一如既往的不变方针……‘断子绝孙’，是中国人最恶毒的诅咒，也是最惨烈的惩罚。中国人何其不幸，要受这样的诅咒，要受这样的惩罚？这真正该断子绝孙的中国共产党！”武宜三先生在《谁在制造新的“断子绝孙群体”》一文中如是抨击。此言不虚，中共统治60年来，生活环境与人权环境的极度恶化致使中国儿童身心倍受摧残。这里没有“祖国的花朵”，也没有“祖国的未来”。祸国殃民的计划生育政策已使中国快速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年轻一代则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而邪恶的现实及各种血的事实都证实中国儿童陷入集体被自杀的危险正一步步一语成谶。

2009年11月3日，一对父母带着眼部发炎的5月龄孩子徐宝宝到南京儿童医院就诊随后住院，当晚的值班医生却因上网玩游戏而冷漠且极不负责任地处置患儿，即使徐母三次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下跪也无济于事。次日，徐宝宝就死在了这个医院。

2009年11月12日，山东济南一名身体不适的7岁男孩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住地附近的卫生室就医，次日便在输液的过程中猝死在卫生室内，期间男孩出现异常情况，但卫生室负责人及医护人员并未纠正治疗。

2009年11月19日晚，江西一名两岁半女孩发烧被父母送往江西省儿童医院就医，经医生治疗并确认无事后患儿被打发随父母回家。次日，女孩病情恶化再次被送往江西省儿童医院抢救，6小时后便不治身亡。……

一个个幼小鲜活的生命还没来得及认知世界，就这样被冷漠、不负责任、不专业所吞噬。被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那没被曝光的呢？在中国，每天要上演多少人祸造成的天人永隔的悲剧啊！

60年来，中共政权以国家的名义垄断着医疗、教育、通讯、媒体甚至公民的基本生存权。生活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大气污染、水污染严重侵害了所有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儿童受害最深。鲜活的生命从一出生甚至在娘胎里就每天呼吸着肮脏的空气，吸收着有毒的食物。从此，中国婴儿深受呼吸道疾病困扰，在这块被糟蹋的土地上已鲜有呼吸道完全健康的孩子。因环境污染而患病的人数在中国每年不断攀升，“祖国的未来”在哪里呢？生在中国是一种不幸！癌症村、肺矽病村、艾滋病村……我们每个人不知不觉都处在了亚健康甚至被慢性自杀中。由于医疗被垄断，医生普遍业务素质低且态度恶劣，医疗费用更是贵得令患者望而却步。多少人治不起病，要躺在病床上等死？即使勉强凑钱看得起病的，也难免不被误诊而死。这是一个我们被逼不得不走上维权之路的时代，为自己，更为后代。

我的切身经历已令我痛知强权的罪恶，人权的珍贵。2009年10月我的孩子无独有偶也中招感冒，在社区医院被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照方吃药后并没有康复，只好再次带孩子去医院，这次被诊断为肺炎、肠炎，连续输液六天。我一直质疑中国医院医生的医术及医德，加之该医院医生一会承诺输液四天就彻底康复一会又说至少需要输液七天一会却说要十天半个月能康复，我更加疑虑了，遂带孩子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就医。中日的医生给出诊断为喘息性支气管炎，否定了社区医院医生的诊断，让再输液一天就可以了。大大小小的医院每天都充斥着患呼吸道疾病的孩子，在中日我遇到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女孩，被诊断为患了终身无法治愈的呼吸道顽疾鼻炎。而医生也明确告知我，我的孩子所患的支气管炎也很难根治，时而会复发的。孩子这么小就要为环境污染付出健康代价，我感到十分痛心！

七天，孩子的头部被输液针整整扎了七天，每次在身旁看着孩子大声哭闹，作为母亲的我撕心裂肺、肝肠寸断，宁愿替孩子承受这一切。当我找到社区医院质问诊断有误的时候，医院负责人却理直气壮地坚称肺炎肠炎的诊断没错，说“每个医院都有每个医院的诊断结果，你到北京儿童医院去看，肯定到时又给出另一个诊断结果了。孩子由感冒发展成肺炎全是你们父母耽误的结果，没尽好做父母的责任，怪不到医院的。”

从住院生孩子到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生病去医院看医生，我一次次领教了医院的不负责任、医生的趾高气昂，还有令人咋舌的高昂的医疗费用。生孩子花费近10000元，孩子此次生病花费粗略算下来有1500-2000元，真是尽如网民调侃的“生不起，病不起”啊！如果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我可以不必忍受“国有”的糟粕；如果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我们的后代还可以有生存的未来。

想到多年后孩子的学校教育问题，我也深感焦虑。目前中国这严重畸形的教育制度令任何崇尚普世价值的人都不敢苟同，我也曾在《中国式“恐怖”儿童教育》中批评过现行教育制度对儿童的戕害。当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中国的教育制度若仍没有变革成公民教育的话，我将不送孩子进学校受毒害。教育被“国有”霸占的现实状况下，儿童的受教育权被严重损害，“祖国的花朵”无一例外都成了制度的牺牲品。

512大地震中，许多学生因豆腐渣教学楼倒塌而被害死，政府没有问责相关人员，没有罪己诏，没有向罹难学生父母道歉。谭作人先生起草了《5？12学生档案》倡议书，呼吁民间进行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的调查，为此谭于2009年3月被成都警方拘留，罪名却是荒唐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艾未未先生也因参与此次公民调查并准备为谭作人出庭作证而遭成都警方殴打和拘禁，艾被打致颅内出血幸在德国及时获手术治疗得以康复。如今艾又遭警方骚扰查其银行账户，在这银行也完全“国有”的国度，公民毫无安全感可言。

2009年11月13日，毒奶粉事件中受害儿童家长赵连海先生因一直参与结石宝宝维权行动而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婴儿不但每天呼吸的空气遭污染，连吃的奶粉都有毒，而当你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行动起来时却被视为“国家的敌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里只有强权，没有人权。只要我大权在握呼风唤雨，我管你死活管你断子绝孙的，这便是中共强盗政权的逻辑。

我不禁想起盲人歌手周云蓬先生那首《中国孩子》，闻之令人心肺俱裂。“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多少次，只因我们面对强权的懦弱而使生命如草芥。怀胎八月即将临产的孕妇可以被政府人员以“执行国策”的名义强行引产；被流产引产的婴儿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炖成号称大补的婴儿汤送到成年人嘴边享用……什么样的国度才会有如此骇人听闻的恶事？网易（www.163.com）曾在2006年9月做过一次“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网上投票调查，十来天的时间在一万多网友参与投票的过程中，竟有高达65%的人明确表示来生不愿做中国人。的确，没有人希望自己及后代生活在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没有诚信、没有爱的国度里，我们唯愿生在那自由民主的中国，而这要靠我们这代人的不懈努力。

“在《零八宪章》公布一周年之际，以向1 到10位朋友宣传其内容或鼓励1名认同其内容的朋友参与联署来纪念这个日子。”这是今年部分《零八宪章》签署人在“致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的倡议书”中所提倡议之一。2008年12月10日，这份由国内各界人士联署的公民宣言式主张一年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认同，签名者已过万。

“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公民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等诸多方面的合理诉求恰是我们这代人努力争取的方向，为了后代——那些成长中的婴孩能每日呼吸新鲜空气、身体康健、笑容灿烂，我们不能再犹豫该不该签名。传播普世价值，推动中国民主转型，为孩子留下一块干净的土地、一片蔚蓝的天空。

2009年11月26日于感恩节并杨佳就义一周年之际

李昕艾：不维权，每个人都将被戕

文章来源：公民月刊　更新时间：6/11/2009

“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老婆不是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总结（八个大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网络间流传的这段文字再次暴露了当下大多数中国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缺乏甚至被掠夺掉人权、公民权的社会，我们注定要成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大多数。

拿我的亲身经历来看，中国公民在社会方方面面所普遍遭受的权利受侵害状况相当严重。

五月初，我到北京市海淀妇幼保健院住院生孩子，办入院手续之初医院首先强行卖给你一份待产包（其中的物品大多已自备），收费300元。住院六天下来，平均每日近1000元的费用，其中很多收费都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比如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每天护士巡视一番，给你量量体温就算护理了；护士挤一下你的乳房看有无奶水，居然成了“乳房按摩”收费10元；无论有无家属陪床每天都收陪床费1元，而这陪床的“床”却只是一把破旧的椅子……更可恶的是，每次医生、护士都是先斩后奏，从来不事先跟住院者商量这项需不需要做、那项怎么收费，等你一查询已花住院费用才了解原来这收费多少那收费多少，而其中很多检查、用药根本都是不必要的，你只有糊里糊涂地任人宰割。我只好忍着剖宫产伤口的疼痛找医院查问，每次医院的工作人员都理直气壮地巧言争辩，抛出些“我们的收费标准都是按国家统一规定来的，不会有问题。我们是全北京收费最低的医院了，你就是怕花钱吧……”之类的话搪塞你，对于你的具体问题根本不屑解释，蛮横地认为他们的各项收费理所当然，不必事先告知你，反正收了就是收了。

出院结算时又多收了我15元的费用，住院处的护士长一直强调医院不会收错费用，态度极其蛮横，我据理力争，最后她不得不承认确实多收了15元，并轻描淡写地解释是电脑自动生成的费用，会退还的。我仍感到我的权利受到了相当严重的侵犯，很多费用还是不明不白的令人一头雾水，而医院方一句“按国家规定”后就不愿搭理你了。我无法不感喟专制国度下，任何被囊括进国家体制的机构都在无耻且无畏地垄断着公民的生命财产，扭曲着其工作人员的人性。

专制者用“和谐社会”的口号和假象警戒、教化民间大众的收效越来越小，当“人民苦秦久已”时，民间大众总会一天天觉醒、成长起来。“和谐社会”不过是一句笑话，被网民调侃成“中央机关出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地方政府对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和谐社会。”

最近在网络上引发震动的邓玉娇案再次暴露了专制社会的危机。国新办网络局就此给各大新闻网站发出通知，要求“邓玉娇案的报道，网站要尽快降温”；“新闻跟帖要实行总量控制，严格实行先审后发”：“不得在网上搞签名、调查活动”：“各地各网站，要密切关注此案的有关舆情，确保网上舆论‘平稳有序’”等。一个邓玉娇，一群“不明真相”的网友，再次触动当局的敏感神经，只好重玩封杀、混淆视听、恐吓的把戏。

据媒体报道，5月21日邓玉娇案的两位代理律师夏霖、夏楠与邓玉娇结束会谈走出看守所后，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夏霖律师一度痛哭失声，多次失态。夏霖、夏楠两位律师是我一直欣赏和敬佩的朋友，都是性情中人。夏楠也就是楚望台年轻有为，有一手好文笔；我与夏霖谋面不多，交谈也不多，但强烈地感觉到了他的正义感。他曾免费为崔英杰作过辩护律师，在崔英杰案的研讨会上我们第一次谋面。两位律师的失声哭泣为我所震动，可见邓玉娇受侵害之惨烈。

5月23日荆楚网报记者从湖北省巴东县政府新闻办关于“邓玉娇案”的最新情况通报获悉，警方证实不存在邓玉娇被强奸的事实，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已声明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可见邓母已受到当局的强大压力，并很可能像杨佳母亲王静梅一样被控制起来。

邓玉娇的命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亚于当年的瓮安事件、杨佳事件。在网络上，邓玉娇已被称为“2009年第一烈女”、“侠女”，甚至有人为其立传。在这毫无人权可言的国度，我们每个人都随时有受侵害的无限可能。不维权，每个人都将被戕害；哪怕维权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总比逆来顺受要有出路得多。怒而抗城管的崔英杰，怒闯上海市公安局的杨佳，怒杀淫贱官员的邓玉娇……下一个会是谁？

邓玉娇的行为应该属于正当防卫，只因她杀的是官员，她挑战了企图控制着人民行动与思想的极权机器，所以邓玉娇案与杨佳案一样变得不一般了。为了避免成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大多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我们都该像杨佳、邓玉娇一样奋起捍卫自己的权益，否则只能成为恶狼口下的羔羊、极权机器的牺牲品。

李昕艾：“盛世”的祭奠——《霸王别姬》里的真实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1/25/2007

“小尼姑年方二八/却被师父削去了头发/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一顿顿痛打没有使他轻易改口，唱错了？那是来自一个少年内心的抗拒，他是个男孩子，他不想被当作女孩也不想成为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怪物。可心灵的挣扎与反抗无力突破肉体自由的被禁锢，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无望的。当他接受了既成现实，曲也就唱通顺了；他爱上了《霸王别姬》，爱上了京剧这门艺术，可他始终是忧郁的，他的人生是晦暗的。

导演陈凯歌游离在”形势一片大好”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以一种政治批判性的眼光导演了一段颇具讽刺性的故事。世代的中国人都向往一种”太平盛世”，历代的太祖、高祖也都心机算尽营造一种”盛世昌和”的宏大氛围以麻痹渴望”盛世”的老百姓。对”盛世”的渴求正暴露了人们的那种安于被统治的奴隶状态，有多少”盛世”下掩盖着最大的血腥和残暴啊！”盛世”是自欺欺人，是愚民假象。陈凯歌敏锐地提出了对”盛世”的质疑，《霸王别姬》乱世演过红过，而”盛世”里《霸王别姬》成了一场冷清的祭奠。虞姬向剑而死，完成了对楚霸王的忠挚，也完成了对那即将开始的”大汉盛世”的反抗到底和无限蔑视。而程蝶衣在残酷的文革时没有倒下却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时拔剑自杀，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反讽呢？《霸王别姬》在我看来是陈凯歌导演的比较不错的一部片子，比之媚俗片大有思考性。依余华小说《活着》改编成的电影同样值得一看，既然我们活着，那么就要有记忆地活、明白地活。

程蝶衣和段小楼的第一次成功演出是为一个老太监张公公——中国社会文化里特有的一类人，清朝已亡他还有些余威。当这个疯狂、变态的老太监派人把年少的程蝶衣送来，看着眼前这个女相的男孩，他那双老眼欲火中烧，他寻求着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老太监知道自己的无能，他抑郁、愤懑，可他又是跋扈、蛮傲的，他极力用权势、暴戾掩饰自己作为男人的不完整。但当他为男孩端来接尿的名贵器皿，看到男孩那传宗接代的物什时，他激动了，像一头迷路后终于找到家的野兽，比起其他男人张公公什么都不缺，而他最缺的却永远得不到。太监有着对男性生殖器几近变态的崇拜和嫉妒。而号称戏霸的袁世卿也呈现给观众类似的病态。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一群性格扭曲、分裂、变态的人们。

戏里戏外人的命运有着相似性。人演戏戏述人，五彩的面具和多彩的粉饰掩盖了人脸的底色。程蝶衣是忧郁的，角儿的生活并未让他感到踏实。他抽大烟来缓解心灵的痛苦与创伤，”娘，水都冻冰了”他重复着，或许他想要的只是一个普通男人的正常生活。恍惚中他就和虞姬成了一体，甚至觉得自己才是不真实的、是虚幻的。

动荡的年代，日本人打进来，程蝶衣在演；日本投降内战起来，国民党兵站在台下，程蝶衣也在演。国民党兵不懂欣赏只会捣乱，段小楼护住程蝶衣说，”各位老总，日本人在台下都没用手电晃过人，没有这么办的……”于是戏园子被砸了，程蝶衣以汉奸罪被掳走。在袁世卿的安排和活动下，程蝶衣没事了，可他却在法庭上语惊四座”如果青木活着，京剧就传到日本去了。”程蝶衣是看重京剧这门艺术的，他遇到了日本人青木这个知音，”汉奸”的罪名他不在乎，生死也已看得很淡。解放了，台下的观众变成了红军，程蝶衣因抽大烟过度嗓子突发不适而不能继续，他很恐惧，段小楼惶恐地带着他忙不停作揖，却听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和集体高唱起的革命歌曲。二人都如释重负，段小楼以为有”盛世元音”了，可”盛世元音”终归是虚幻的飘渺的。接下来是长达二十二年的不登台不演出，”盛世元音”的梦碎了。乱世里艺术还能继续，可在这”盛世”里艺术却停了断了。程蝶衣明白艺术不能等，艺术等不及就废了。

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感情是微妙的。十一年未见面的师兄弟再次登上阔别已久的戏台重温往日时光，孤独的灯光打亮冷清的台上站着的师兄弟二人。程蝶衣像虞姬一样完成了他该完成的，乌江岸剩下孤身的项羽，空荡的戏台上留下孤寂的段小楼，同样的悲抑。

当翻身的年轻人要穿着劳动人民的服装演绎京剧时，程蝶衣对这种胡乱改造是根本不同意的，他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不是阶级斗争。可他错了，在那样一个时代，艺术是没有资格与”革命”站在同一地位说话的，艺术要为”革命”服务，否则你不就是反人民吗？太多大而合情合理的罪名都会砸向你的稚纯。程蝶衣是不懂也不管这些的，他只关心京剧应该怎么演才叫京剧。于是灾难来了，再次上演《霸王别姬》时他被与劳动人民同一战线的青年替换了，这个曾被程蝶衣捡回来现已长大的弃婴小四开始百般挤兑师父。小四成了在社会整体氛围醺染下脱胎换骨的一代“新人”。这是电影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人物。

程蝶衣把自己关到屋子里，卸妆回来的段小楼安慰他叫他开门，程蝶衣没有动，只是说了一句”虞姬是怎么死的！”像反问又像自问，落寞、绝望、虚无……门里的他在一步步向虞姬靠近，门外的段小楼喊，”可那是戏，是戏！”这是个糟蹋艺术的时代，艺术的命运就如一颗卑贱的野草，”革命”随时可以判它死刑。程蝶衣似乎明白了什么，放一把火烧毁了那件件他所钟爱的戏服，他的心也随之而去。

“文革”是一场暴风雨似的集体灾难。畜牲般的红卫兵们高昂地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处充斥着暴力倾向、血腥味道，反人道反人性达到了极点。兽性的释放，疯狂地践行杀戮的快感，冷酷残暴的无限量发泄，人人都成了嗜血狂。领袖的巨幅画像在画面里晃动，红卫兵、革命歌曲……一派激昂景象。领袖要继续历代太祖、高祖的”丰功伟绩”，而且要超越他们，将”盛世”进行到底。领袖深谙”盛世”的来到需要流血，于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这个”盛世”令人心惊胆战。人人都是疯子，人人也都被逼成了疯子。

那一夜段小楼与妻子菊仙的活动全被窗外一张戴眼镜的脸窥见。镜头里那张窥视的脸是模糊的，是的，我们看不清窥私者。那是一个有窥私癖的时代，人人都在被监视，可人人又都说不出窥私者的具像。那个时代的人都是窥私者也都是被窥私者。没有人会跟你讲人道、同情，只有”革命”、”揭发”才是最神圣最荣耀的。人的尊严，人生的价值被扭曲殆尽。

大规模的相互构陷、揭发开始了，昔日情同手足的师兄弟、恩爱的夫妻以保全自己而以伤害对方为快。当段小楼喊出”程蝶衣是汉奸”、”他给袁世卿当……”时，程蝶衣惊呆了，菊仙也呆住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演西楚霸王、那么有骨气的男儿会被扭曲到这种地步。程蝶衣伤心欲绝声嘶力竭地骂”连你这个楚霸王都跪下求饶，京剧完了，京剧完了……”他转过身开始疯狂攻击菊仙。菊仙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她由呆而惊疑、寒心、逃避，可是段小楼又给了她重重一击，高声嚷”我不爱她”、”我和她划清界限，我和她划清界限了……”人性的恶吞噬了全部的善，世界一片冰冷，孤单的人惊惧、战栗不已，恐怖的黑夜锁住了脆弱的心灵。命运是残酷的，菊仙彻底绝望了，她毫无留恋地走向了死亡。上吊、跳楼、服毒……死亡是那个时代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事。亲情、友情、尊严、信任的丧失，人性也随之覆灭。丧钟为谁而鸣？挽歌为谁而吟？程段二人活在这样一个荒谬绝伦旷世难寻的时代注定是可悲的，似乎确不如霸王虞姬幸运，至少他们之间没有背弃和伤害。程段二人的命运是卑微和可怜的，少了霸王别姬的悲怆。

一个错误的荒诞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时代到来，孕育着“盛世”的时代即将登场，可是程蝶衣觉得该结束了，是该结束了。他演不起，再也演不起，有些伤口是永远医不好的，还是寻虞姬的脚步而去，哪怕空留乌江岸的悲壮。伴着背景音乐《歌唱祖国》，他笑着，眼里闪动着回归的满足与释然，一霎时剑与肉身磨擦出死亡之音。戏里的虞姬完成了她的仪式，戏外的程蝶衣完成了他的信念。

我在想一而再、再而三地筛选记忆，我们该不该这么活着？会不会最终有一天我们不自觉地已酝酿出了一场自己的祭奠？

李昕艾：为何公民对中国的司法不信任？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3月31日02时38分发布

前些天看了电视剧《杨三姐告状》，清末的吏治腐败使民女杨三娥为姐姐申冤而受尽磨难，令人颇有感触。表面看杨三姐的阻力来自财大势大的被告高家，认钱认权不认人的县衙、府衙，了解真相却被迫不能或不敢说出真相的小民这三方面，而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

以“皇权”为中心的清朝，在王朝末期已达致官逼民反、怨声载道的崩溃局面，官员的腐败没有机制来约束，而权势即一切的社会价值体系又助长了统治层的嚣张气焰，统治层并非不怕民众揭竿而起颠覆江山，最坐立不安的是最高统治者。其实最高统治者很担忧，恐怕连觉都睡不香甜，大厦将倾之刻即是他本人命绝之时。而官僚阶层则会延续下来，无非改朝换代，改了姓氏的江山仍需要官僚，社会本质上不会发生变化。民还是民，官还是民的父母，而爬上最高统治者位子的皇帝，无论他大权在握之前是土匪出身也好、流氓出身也罢，总之皇帝的历史从至高无上这一刻才开始，他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而官就是一个县、府的土皇帝，县衙仿佛官老爷的私家公寓，民众击鼓可以鸣冤，而冤能不能得申却完全取赖于父母官的个人道德水准。在一个价值体系混乱的皇权专制社会里，民众遇见道德水准高、勇于承担得罪权势的严重后果的官的几率很小。所以当一个个体挺身而出为权利而战时，不能依赖“青天大老爷”的出现，而是寄希望于体制的人性化文明化的进步与完善。

杨三姐在发现姐姐是被人下毒致死后，毅然决然地选择告状之途去为地下的姐姐申冤，而不顾旁观者的劝阻：“你是斗不过高家人的！”第一次升堂后，杨三姐似乎看到了正义的力量：大人会秉公执法的。可是一切幻像破灭得快而狠，第二次升堂前，高家给了县衙一万两银子和一尊价值不菲的古董，于是疑犯平安地回家了，所有的证人都翻供了，杨二娥非中毒而亡，乃疾病致死。杨三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没有妥协，但她开始领悟这个世界跟她想得不一样。之后杨三姐策略地从高家要走三万两银子，再次去告状，把银票给了县衙，并签订协议要求县衙一定得还冤死的杨二娥一个公道。疑犯又被抓去，高家不得已又拿出四万两银子去贿赂县衙，县官收了双方的银子，只好为双方都办点事，于是高家的一个丫鬟成了替罪羊，疑犯被换出，替罪羊被砍头示众。县衙、高家以为，有人给偿命了，杨三娥这下总该死心了吧。可是这个坚强倔强的民女还是不服，因为她知道真凶还在逍遥法外，她哭过也灰心失望过，但仍是坚持要告状。

杨三姐对县衙已失去信心，她不得不寄希望于更高一级的府衙。于是她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府衙击鼓鸣冤，并把高家和县衙一块告了。民告官，让府衙的老爷大吃一惊，这位官僚还是有一定的道德涵养的，他答应为杨三姐申冤，之后并真的将真凶高家二少爷高成栋抓来打进了死牢。可是这位官老爷很快也倒戈了，高家老爷出面把儿子从死牢里又捞了出来，杨三姐白叩谢“青天大老爷”了。这次，杨三姐是绝望了，可她并不死心，她还想找机会告状。高家也使出黑社会的手段来，企图让这个“刁民”无声无息地消失。杨三姐的母亲被逼死，她逃亡了，心里有千个万个不服也只好装着，她彻底绝望了。

清朝覆亡，民国政府成立，此时已不再信任政府的杨三姐终于在“新时代”为姐姐申了冤。虽然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的思路不可取，但杨三姐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钦佩。在当下，我们未必有杨三姐的勇气，也未必有杨三姐幸运。毕竟这个时代不一定比当时有所进步，甚至现在的社会环境比当时潜在更险恶的因素，可是告状的司法之路还得走下去，以暴易暴，以黑抗黑，并不能为社会体制带来本质的变革。

耳闻眼见过的众多司法腐败、判决不公等事实，为每个公民寻求法治之途都种下了深深的阴影。为什么公民对司法存在极大的不信任？仅仅因为某些执法者徇私枉法，某些利益集团腿长胳膊粗吗？实质在于制度本身的顽疾，司法不独立，金字塔型的权利结构环环相扣，腐败丛生，利益链动一伤百，于是都成了一家人，什么独立、公正都成了空谈。深陷在制度怪圈中的司法，只能成了法治的代名词，很多公民并不相信这条路。“没有一点关系，普通的小民去打官司，不是输就是被折腾够呛！”再加之昂贵的官司费用，没完没了的时间拖延，都打消着公民迈出法律之步的积极性，于是更多的公民遇事选择私了，或者忍气吞声，免得陷入麻烦之中。“清王朝还能击鼓鸣冤呢，可是我们跑趟法院都不一定有人搭理！”我看到听到的更多的是人们对司法的抱怨和抗议，而这种情绪来自于人们对司法的普遍不信任感。

以我个人为例，我状告中国移动侵犯通信自由权一案，整个诉讼过程下来，我也感到有点筋疲力尽，真是鲜有杨三姐的那种毅力。如果有一个独立、透明的司法制度存在，我想我是乐于使用法律途径来解决所有纷争的。重构文明社会的价值体系，建构具有普适价值的司法体制，才是提升公民建立对司法的信心的有效途径。我们不可能像杨三姐一样等到下个时代再去申冤，这个时代的问题就该这个时代解决，而不是把官司打到下个时代来得到合理公正的解决。我们也不可能像杨三姐一样去渴望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存在，“包青天”时代是神话，一个道德水准再高的人也会在一个败坏的制度里为了生存而同流合污，贪官并不是他人本身有多坏，而是他所存在的制度把他制造成了“坏蛋”。

这是一个需要公民行动起来维权、吁求三权分立、宪政治国的时代，每个公民都不希望利益集团黑社会化，政府打手化，也不希望自己某天成为“孤岛”上的钉子户。